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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内历史学界有些人认为，陈寅恪的一大学术贡献，是以《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开创了文史互证的生面。但这种以文学作品来考察从前社会生活的研究方法，其实滥觞于19世纪末的欧洲，到20世纪初期已成主流之势，并出现了一些经典著作。比如在1921年出版《艺术与社会生活》（L’art et la vie sociale）中，法国学者查理·拉罗（Charles Lalo）不但研究福楼拜的小说和拉马丁的诗歌，甚至还分析了德拉克罗瓦的绘画和瓦格纳的音乐，从这些艺术作品中寻找它们和以往社会生活（也就是所谓的史实）的关系。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在1928年出版了代表作《德国哀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详细地论证16世纪和17世纪德国哀剧（Trauerspiel，与英文的tragedy、即一般意义上的悲剧有所不同）和当时社会现实的关系。虽然陈寅恪的法文和德文水平未必足以支撑他读懂这些作品，但他在法国和德国留学多年，又曾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进修语言文学，没有理由不了解这种研究趋势和方法。就算在国内，陈寅恪也不是最早发现文史可以互证的人。早在1927年，鲁迅先生便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稿收入翌年刊行的《而已集》，这才是目前可据可考第一项应用这种方法的研究。 作为知识分子，陈寅恪真正值得称道的地方有两个：首先，他的诗词写得很好，尤其是晚年的诗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再者，他对资料的占有，在他那一代学人当中，算得上是佼佼者。 在没有电子数据库的时代，一个文史研究者的学问能够做到什么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掌握的资料有多少。从《元白诗笺证稿》、《唐代政治史论述稿》等书来看，陈寅恪对史料的掌握和运用，确实比与他同时代的历史学者要高明一些。这是陈寅恪在民国时期的历史界享有一定声誉的最主要原因，陆键东对此更是津津乐道。但在二十五史、十三经、全唐诗、全宋词以及其他海量古籍都已被收录进众多电子数据库的今天，再对陈寅恪这种本领赞叹不已，未免有点矫情；因为现在随便一个掌握文献检索技巧的大学生，他所能利用的资料，以及利用资料的准确程度，都远远超越了陈寅恪。更何况陈氏这种超越侪辈的能力，与其说值得钦佩，毋宁说令人羡慕，因为这固然和他的天资勤奋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人生比同时代其他学者要幸运得多。 陈寅恪的人生际遇之佳，在同辈知识分子中堪称绝无仅有。他1890年出生在显宦之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北按察使与布政使，1895年出任湖南巡抚，是大权在握、官居正二品的封疆大吏。陈宝箴思想开明，曾赞助长沙时务学堂，堪称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支持者，梁启超、谭嗣同等在近代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都可以算是他的西宾。优越的家庭条件使陈寅恪无须为生计烦恼，从而能够专心求学；他年方十四岁即东渡日本，随后又在欧美留学多年，直到1925年才参加工作。哪怕是在21世纪的中国，家里有条件供养自己在海外读书到三十五岁的人，恐怕也是少数吧。 1925年，清华大学筹办国学院，在曾为其先祖幕宾的梁启超力荐之下，陈寅恪获聘为教授，和哈佛大学博士赵元任，以及久负盛名的王国维、梁启超，并称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不妨设想一下，假设现在有个人从海外留学回来，年已三十五岁，只有三个学士学位，其祖父曾担任湖南省委书记、省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然后清华大学忽然宣布聘请他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网友和小伙伴们惊呆之余，估计会追问清华校方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千万别以为当年的教授很容易当上，若是没有可以倚仗的祖荫，哪怕名满天下如郁达夫，或者拥有哈佛博士学位如李济，也只能从讲师做起。 陈寅恪加人数等的境遇，到了解放后依然如故。没去过中山大学的人也许并不知道，陈寅恪故居其实是整个康乐园最好的房子，这座由麻金墨夫人捐建的两层小楼附近有众多参天的古木，前后左右是四片大草坪，说到环境的优越，只有专门用于招待贵宾的黑石屋能与之相提并论。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陆键东详细备至地描写了传主得到的礼遇，除了全校最高的薪水以外，还有众多额外的优待，包括可以随时使用当时中山大学仅有的两辆小汽车。甚至在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欲觅一粒米而不可得、最终活活饿死的三年困难时期，“政府每日专程从华南农学院为陈寅恪教授供应鲜奶三支，并询问‘三支够不够’”（第325页）。当然，陈寅恪中年失明、暮年膑足的遭际，是颇值得同情的，但和同时代众多受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相比，以七十九岁遐龄寿终正寝的他，已经足够幸运。至于他失明后著述不辍的顽强精神，也很值得人们学习，但不应该因此而过度拔高他的学术水平，正如人们不应该将张海迪捧为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一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