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6月20日至7月4日，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举办过一次“东京大学所藏佛教关系贵重书展”，同时刊出《东京大学所藏佛教关系贵重书展——展示资料目录》。这次书展中比较引人注意的展品，是一批梁素文旧藏西域出土写本和印本残片。佛教学者百济康义（1945-2004）对这批残片做了初步调查，编出《西域诸语断简集（19·20）调查中间报告》，收于《展示资料目录》第20-24页。百济报告分两部分，分别是《内容暂定目录》和《回鹘语祈愿文（A-05）之原文与日译》。复旦大学历史系余欣教授《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一书第五章《又见“素文珍藏”：东京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书研读丛札》（第161-184页），根据自己阅读原件时所作笔记，以及从馆方申请复制得到的原件彩色照片，并参考百济的《内容暂定目录》，对东大附属图这批西域残片作出详细介绍，原件上的题跋也一一做了录文。 不过余教授的录文和介绍有些地方实在无法让人满意。比如回鹘文印本《摩利支天经》第二张残片上面的张培恺跋，余教授录文作：畏吾儿稍近中国文化，至刻劂犹能精细若此。古时玉楮刺犷，殆非妄语，乃艺术而下自好者，不为坐今千年，工无进化，惜哉！宣统上章淹茂冬十二月朔观畏吾儿古刻，因识数语以志慨。张培恺。（《博望鸣沙》，第180页） 与书前所附张跋的彩色图版（图伍-7）对看，感觉文义有多处无法贯通，“玉楮”后面的“刺犷”二字尤其刺眼，显然录文有误。于是请教深于此道的友人B和E，E很快发来自己的录文： 畏吾儿稍近中国文化，其刻劂犹能精细若此，古时玉楮□□，殆非妄语。乃艺成而下自好者不为，坐令千年工无进化，惜哉！宣统上章淹茂冬十二月朔，观畏吾儿古刻，因识数语以志慨。张培恺。 根据E的录文，可以看出余教授把“其”、“成”和“令”三字，误读成了“至”、“术”和“今”，而且断错了“不为”二字。名校教授犯这种错，也难怪会让以“民科”自居的E诧异道：“这是历史学教授认的字？没进门啊，无语了。”至于“玉楮”后面那两个字，也就是余教授读为“刺犷”者，E表示不认识（这是因为图版过小，无法看清），并推测：“必是与‘玉楮’同义，即工艺极为精巧但无实用的物事。” 不久B也回了信，提出“刺犷”似是“刺猴”之误读。“刺猴”一般作“棘猴”，典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卫人请以棘刺之端刻为母猴故事（《汉语大词典》“棘猴”条），张跋用之形容回鹘文印本雕版工艺的精细。《五杂俎·人部一》有“棘猴玉楮，非不绝人伦、侔化工，几于淫矣”的说法，张跋的“玉楮刺猴”正是“棘猴玉楮”。至此，张跋录文以及“刺犷”问题已被E和B解决。 我一直看不到《东京大学所藏佛教关系贵重书展——展示资料目录》，好在最近同事H女士赴日访学，于是就托她帮忙复印了一份。将百济目录与余教授文章对读，我发现还有一个问题。印本西夏文佛典残片第二种，余教授介绍说“其中有一阴刻字混入，盖雕版之误”（182页）。所言“阴刻字”者，指的是刻本中黑地白文之字。“有一阴刻字混入”，应是采自百济目录的“陰刻の一字が混る”，而“盖雕版之误”则是余欣教授自己的主张。我最近正好对这张残片重新做过考证，纠正了荒川慎太郎先生将其比定为出自《大智度论》的旧说（参看我给武宇林和荒川慎太郎主编的《日本藏西夏文文献》所写书评，刊于陈贻绎主编的《中西文化交流学报》，第四卷第二期，2012年12月）。其实残片中的阴刻字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我已经分别考证为是“注”字和“竟”字。此二字绝非“雕版之误”，而是残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考定直接关系到这张残片内容的确定。余欣教授大概是把阴刻字想象成字刻错后进行挖改所留下来的痕迹，所以才会说“盖雕版之误”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