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0月，在全日本一年一度的中国学年会上，一位著名汉学家的报告引发了全场轰动。在他历时十年的潜心研究和考证下，已失传千年之久的96封欧阳修书信终于在日本重现。这一发现不仅令中日两国学界的欧阳修研究者感到无比震惊和兴奋，同时也使得《全宋文》《欧阳文忠公集》等传世典籍由此而被改写。这位必将在北宋文学史和文化史研究领域留名史册的汉学家就是日本九州大学大学院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的东英寿教授。2012年1月7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光明日报记者对东英寿教授的专访《聚散匆匆一千年 文脉绵绵两国间——失传欧阳修书信现身日本探秘》，详细介绍了东英寿教授发现96封失传欧阳修书信的来龙去脉，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2013年7月，光明日报记者再赴九州大学，就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以及读者关心的问题对东英寿教授进行了专访。 记者：您发现的96封失传欧阳修书信在中日两国学界都引起了巨大轰动，被视为足以改写历史的重大发现。这一年多以来，您从事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情况如何？ 东英寿：自2011年10月公布该发现以来，我的研究成果和事迹得到了包括《光明日报》在内的中国各大媒体的关心和报道，对此我深表感谢。 作为一项汉学研究成果，我认为自己的发现不仅应该得到日本汉学界的认可，更重要的是还必须接受中国学界的检验。于是，在2011年10月，我应邀将有关原稿递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该社随即将其分别发送给中国相关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审核。大约一个月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就答复我，该发现已得到中国权威学者的确认，并于2012年3月在由该社编辑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一期上全文刊载了我的稿件。自此，该发现正式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认可并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学者的敏锐和勤奋令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仅仅两个月后，即2012年5月出版的《武汉大学学报》就已经刊载了多篇基于该发现而撰写的专业论文。可见，关于新发现的96封失传欧阳修书信的相关研究已经在中国学界迅速展开，而我本人也因该发现得到了来自中国的重视和褒奖。2012年8月，“中国欧阳修研究会”特别向我颁发奖状以示表彰，这令我深感荣幸。 今年3月，在日本九州大学的资助下，我撰写的《欧阳修新发现书简96篇》一书已在日本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全面总结论述了我在欧阳修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心得，也得到了中日两国学界的支持和认可。 目前，我十分欣喜地看到，对于96封失传欧阳修书信的相关研究工作已经在中日两国学界全面展开。因为该发现不仅对于研究欧阳修本人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欧阳修所处时代的其他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例如，在新发现的96封失传欧阳修书信中有写给王安石的信件。此外，除了该发现在中国大陆地区广受重视，我同时也收到了很多中国台湾地区的大学和学者的邀请。对此，我始终认为，96封失传欧阳修书信的发现者虽然是我，但是后续的研究工作却离不开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 记者：您的相关研究历时十余年，耗资数以百万日元计，是怎样的力量驱动着您不惜时间和金钱，长年从事着这样一项旁人看来枯燥无味的研究工作？ 东英寿：我自己有很多的业余爱好，喜欢游泳，酷爱棒球。为了更好地给自己喜爱的棒球队加油助威，我甚至会在赛前就带着学生们去比赛场地熟悉环境，演练如何喊口号、打标语。即使球队有时输了，我也不会放弃，会一直支持它。 和这些业余爱好一样，汉学也是我毕生的兴趣之所在。因为喜欢，所以丝毫不觉得枯燥，反而觉得哪怕一点一滴的研究成果都很有趣；因为喜欢，所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为了确认自己的新发现，甚至时常从睡梦中惊醒；因为喜欢，所以不会吝惜时间和金钱，价格不菲的资料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手，远在天边的图书馆也一定会亲自前去；因为喜欢，所以执着到近乎顽固，如果不是将十余个版本的欧阳修文集都从头到尾仔细比对着阅读了好几遍，就难以发现其中异同；因为喜欢，所以格外珍惜自己的研究成果，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哪怕一字一句也都要言之有据，生怕有一丝的瑕疵和纰漏；因为喜欢，所以常有幸运相伴，就算是在因研究遭遇挫折而独自喝闷酒时，也能迸发出灵感。 记者：作为一位颇具建树的汉学家，您认为日本学者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研究时最为重要的是什么？ 东英寿：我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正在上高中。他经常会来向我求教一些中国古代的汉文和诗词，因为这些都是他“国语”课本中的教学内容之一。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中国古代的汉文和诗词是作为“国语”而不是外语来学习的。 现代日本的基本道德奠基于江户时代的儒学，而在中国失传已久的很多典籍和传统在日本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这些都是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时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我认为更加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要接受和传承日本自古以来对于中国文化的尊重和认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