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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浩劫岁月，上海滩大街小巷，一群群红卫兵到处破“四旧”。收藏家被视为“资本家”、“遗老遗少”，他们收藏的东西被称为“四旧”，都在扫除之列。这可是文物，是国宝啊！当时，馆领导马承源和沈之瑜立即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向市政府打报告，主动要求配合红卫兵清点抄家文物，并出具详细清单予以代管。此事得到市政府未复文的口头同意。因为许多业务干部靠边的靠边，批斗的批斗，陈佩芬出身职员家庭，历史清白，业务熟悉，不参加造反派，是普通群众，代管临时组织的任务落在她的头上，她和组里同事24小时值班，一接到消息，不管是清晨还是深夜，都要赶去将文物运回博物馆。红卫兵不仅抄收藏家的文物，还把公共场所中他们认为“四旧”的东西送博物馆。她不止一次向我讲起：有一次，一群红卫兵打来电话，说要送来外滩汇丰银行门口的那对铜狮和在原团市委草坪旁的那座纪念铜马，问博物馆要不要。陈佩芬果断地叫他们保存好，马上送来。她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我们说一个‘不’字，他们就会立即送到冶炼厂。红卫兵送来的还有寺庙里的佛像、菩萨、香炉、大钟和发掘出来的铜炮等，我们是来者不拒，通通照收照管。” “文革”是一场灾难。但是，陈佩芬却游离于“斗争”之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管”文物。这一工作一干就是7年，据不完全统计，她经手保管、整理的收藏家有209户、抄家文物15万件。她和同事们将这批文物分户上架，造册、制卡、拍照，做盒子，还为书画做布套。当时一些“解放”了的干部和专家，如马承源、郑为、李鸿业、张公午、沈之瑜等还没有安排工作，也参加了整理抄家文物。陈佩芬佩服他们业务好、有本事，不管有什么问题，都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她最感兴趣的是青铜器，面对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青铜器，陈佩芬向马先生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这段特殊的日子，对陈佩芬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她后来说：“这个时期，上博的许多同志都遭受批判、下放、转业，造反派冲冲杀杀，争权夺利，工作处于瘫痪状态，而我居然还有这么好的条件来整理文物，不仅看到大量的东西，而且学到许多鉴定文物真伪知识。现在看来，中国文博界有这种好运的，大概就非我莫属了。” 研究青铜器 解读青铜器 陈佩芬著作很多。上海博物馆不仅藏有丰富的青铜器，而且有许多纹饰和传统拓片。陈佩芬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收集这些青铜器纹饰的墨拓本，198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商周青铜器纹饰》。青铜镜是青铜器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上博藏有几百件青铜镜珍品，陈佩芬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结合传世品，对中国青铜镜各个时期的特色，在形制、纹饰和铭文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对馆内的青铜镜作了全面的断代分期研究，其后又编撰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她的著作还包括《认识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青铜器全集》中的《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和《中国历代铜镜》两册等等。她的著述以文献资料与铭文相结合，资料翔实，立论准确，解读了许多历史疑案，填补了青铜器研究的空白，蜚声国内外学术界。 2004年,陈佩芬的《夏商周青铜器研究》问世，这在青铜器研究领域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马先生主编《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陈佩芬负责收集资料和撰写商代至东周的部分器物说明。可是这部轰动一时的大著，仅收录上博馆藏精品100件。40多年过去了，上博的藏品不断丰富，对青铜器的研究不断深入。陈佩芬在马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从上博所藏的6000多件青铜器藏品中精选出700件珍品，度其形体，称其重量，释其铭文，考其年代，编撰了皇皇六大册的《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这部大著有照片近2000帧，研究文字50万言。马承源馆长生前为其撰写前言，称：“此书的权威性可管今后五十年。” 2005年，陈佩芬退休了，退休，对这位专家型的副馆长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无官一身轻，她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青铜器的研究中。她说：在她的有生之年要做好两件事：一是继续解读“上博战国竹简”；二是继续整理和研究青铜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