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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陈寥士之孙陈思同先生在博客上贴出文章《祖父与〈宋诗选讲〉》，其中讲到：“1960年，上海潘伯鹰先生应香港《大公报》总编陈凡先生之约，为该报副刊《艺林》撰写专栏文章，潘伯鹰以陈伯谷为笔名（陈伯谷就是祖父和潘伯鹰的姓名合成的），在写第一篇《汉武》时，就向陈凡推荐祖父续写，陈凡同意了，让祖父写几篇看看，祖父一蹴而就，很快完成数篇寄出，陈凡阅后大加赞赏，立即决定采用，从此祖父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专栏写作。” 陈凡说陈寥士“曾经家藏万卷以上”是属实的，陈寥士的藏书情形，可参考李军先生《变风变雅，朱印蓝印——四明藏书家陈寥士事迹稽略》（刊《天一阁文丛 》第八辑）一文。 《宋诗选讲》的两位作者分别为潘伯鹰、陈寥士，可其分工情况，尚难确知。从陈思同先生的说法推断，《宋诗选讲》的创作主力是陈寥士，而潘伯鹰写得较少。从我读《宋诗选讲》的体会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不过，潘伯鹰是否只写了已收入《冥行者独语》的谈杨亿《汉武》、晏殊《寓意》的两篇呢？我认为未必。 《宋诗选讲》讲黄庭坚的一篇提到：“潘伯鹰《黄庭坚诗选》导言，对于黄诗分析得很精细。他举出黄诗的特点如下：……”接下来所列一、二、三、四各点，均出自潘伯鹰选注《黄庭坚诗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之后又谈黄庭坚《次韵题西太一宫壁》，所引任渊注，亦见《黄庭坚诗选》该首注释。我们知道，潘伯鹰在用笔名写的文章里常提及自己的本名，自赞自誉的例子亦不少。因此，我疑心《宋诗选讲》讲黄庭坚的这篇出自潘伯鹰的手笔。试想若陈寥士来写黄庭坚，总未必肯照抄友人的结论罢。 杨亿、晏殊、黄庭坚而外，我猜测写陈师道的一篇，也是潘伯鹰写的，然无确证，只是从文风上推测而已，故略去不提了。两位作者文风不尽相同，大体说来，潘伯鹰的文字平实恳切，多围绕所选的一首诗展开，而陈寥士则喜欢摘句，较多发挥，常荡开一笔，上下古今。 《宋诗选讲》中较有把握确定为陈寥士所作者有两篇，一是谈司马光的，一是谈晁冲之的。谈司马光一篇中云：“我曾经到山西省夏县去展望过司马光的坟墓和祠堂，又读苏轼撰书的神道碑，不禁再三唏嘘太息。”夏县，距离运城很近。据潘益民《陈方恪先生编年辑事》，1953年，“山西省教育厅来南京征招中等学校教师，在家无业的陈道量主动报名参加……抵晋后，被分配在省立运城地区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师”。1959年，“因右派问题，年已60岁的陈道量被运城师范学校辞退，怅然回到南京。其夫妇和儿子陈孝祚均无工作，靠儿媳在小学任教的几十元工资和出售家藏古籍善本维持全家7口人生活”。潘伯鹰生平未履山西之境，因此，谈司马光的这篇只能是陈寥士所作。 谈晁冲之一篇中云：“四十年前，慈溪冯君木先生选宋人诗为《萧瑟集》，他曾指出二晁是宋诗的骨干。”冯幵所选《萧瑟集》为罕僻之书，非有特殊关系者不见得会引及。事实上，陈寥士正是冯君木的弟子。这一点，他在《单云阁诗话》中曾不止一次道及，另外不妨再补充一个少见些的证据：1942年10月《中国诗刊》创刊号有冒孝鲁《次和寥士见赠》一诗，开头两句是“楼高百尺卧元龙。心折回风一老翁（自注：君为慈溪冯君木先生入室弟子）”。此诗后收入《叔子诗稿》，但自注一句被删去了。谈晁冲之的这篇征引师说，当为陈寥士所作。 再从文辞、用语角度来考察。《宋诗选讲》谈魏野的一篇云：“七律以高调为正格，这种高调的造诣，不要说在隐逸诗人中绝无仅有，就是其他的人，没有浩荡而悲壮的胸襟的，也决不能有这种吐属。”对比《古今》杂志所刊《海藏楼诗的全貌》一文中的说法：“海藏主张律诗全首用高调，我以为他的七律，高调为多。”同用“高调”二字。 又如《宋诗选讲》谈王安石的一篇云：“从来登大位而诗有蔬笋气的，以他为首屈一指。”对比《人间味》杂志所刊《诗的味外味》中的说法：“达官诗而有蔬笋气，惟有王荆公。”同用“蔬笋气”三字。 倒不是说旁人论诗就完全不会用“高调”、“蔬笋气”这类词了，只是在确知《宋诗选讲》只有两位作者的前提下，我们有理由认定谈魏野、王安石的两篇亦为陈寥士所写。 以司马光、晁冲之、魏野、王安石诸篇为依据，可总结出陈寥士文笔之特征；复以此特征揆诸书中各篇，可推断出为其所撰者尚有甚多。此处不再一一详述。 《宋诗选讲》的选目颇有特色，如诗人魏野，见于陈衍《宋诗精华录》，然钱锺书《宋诗选注》、金性尧《宋诗三百首》、钱仲联《宋诗三百首》等较有名的近人选本均未采及。《宋诗选讲》的通例是每位诗人只选一首或一题，全书共选四十人，经与《宋诗精华录》比较，有二十四题未选入《宋诗精华录》。 书中选魏野《登原州城呈张贵从事》一首，即不见于《宋诗精华录》，而在解说时，陈寥士又摘句五言十九联、七言六联。从这些地方不难知道，作者所写虽为一篇短文，但必定是在通读整本诗集的基础上草就的，心得之深，非一般选本所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