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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杜希德教授(2)

http://www.newdu.com 2018-07-20 东方早报 王汎森 参加讨论
如果我的感觉不错,杜希德先生有一段时间深受社会科学的熏陶。我读他有关唐代市场方面的文章都有这个感觉,且他对史料的敏感也令人印象深刻。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刑案汇览》这一大套书。我个人很重视从里面勾稽地方史事及地方社会民事风俗之形态,他说还应该注意地方上的社会网络,譬如可以从各种案件中看出嫁娶的地理范围。多年以后,我的老同学David Wright教授告诉我,他在翻看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杜希德藏书时发现一套批注甚多的《刑案汇览》,但不大像是杜希德先生的笔迹。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推测他对发掘刑法史料的各种层次的意义,始终是相当关注的。
    杜希德先生反对过度理论性的放言高论的历史著作。Mark Elvin在1973年出版了一部名著《中国历史的形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这本书提出一个“高度平衡的陷阱”的理论,用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停滞的原因,引起极大的关注。但是当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却出现了一篇毁灭性的书评。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那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杜希德先生。由这篇书评,我们清楚地看出他所欣赏及所反对的治学风格是什么。
    犹记得在一次讨论元白诗时,他突然用手敲起诗中的节奏,这是我首次注意到他在音乐方面的修养。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杜希德先生钢琴造诣相当高,晚年在剑桥的工作之一是教孙女钢琴,他这方面的才华与偏好,正好表现在他一篇讨论唐代诗与音乐的论文,题目是《论〈旧唐书·音乐志〉》(A Note on the “Monograph on Music” in Chiu T'ang Shu )。
    由于家父很严,所以我自幼以来对于长辈基本上都是采取“敬而远之”的策略。在普大那五年半,除了上课之外,我极少再造访杜老先生。很难得的一次闲谈,发生在1990年我欧游回来之后。在系里的一次聚会中,我无意间说了一句:“牛津看起来似乎比剑桥更古老。”没想到剑桥出身的杜先生说:“牛津只是没钱剪草罢了。”害得我只好摸着鼻子走开了。
    但在我答辩完论文准备回中研院前,曾经鼓起勇气敲他的门,告诉他我即将回台湾了。在那次谈话中,我们谈到《剑桥中国史》。我知道在过去几年中这个大计划遇到许多困难:有时候是约来的稿子不合用,有时候是约的文章逾期多年未到,而已经到手的文稿却已经过时了,以至于这套大书实际出版的册数远远不如预期。杜先生不无玩笑地告诉我,他一生最后悔的事恐怕就是编《剑桥中国史》了。他说如果是由他自己写,也要写出这么多册了。此外,他居然问我:“你介意我为你的博士论文找一家出版社吗?”在西方的学院里,这是最慷慨的提议。
    多年以后,我有机会与一位杜先生在剑桥教过的老学生长谈,我说实在不了解为何唐史权威杜希德居然未能编成《剑桥中国史》唐代的部分。他的回答带一点开玩笑,他说:“杜希德老师可能认为大部分篇章最有资格撰写的人是他自己。”他也回忆杜老先生教导学生阅读史料时的严格态度,他说:“到如今,每当我阅读史料时,仍然觉得杜老师从肩后盯着我!”
    1996年杜希德老师前来史语所担任“傅斯年汉学讲座”时,曾经在中央研究院的学术活动中心住了二十多天,南港连绵不断的阴雨,着实让他吃了一惊。据说他回到英国之后对人说,没想到世界上还有比伦敦更阴雨不定的地方。在这次廿来天的时间,我有两三次机会和他聊天,其中有一次大概问起为何他当年离开剑桥大学远赴美国,他依稀提到几点:第一,因为英国是讲座制,如果他不离开剑桥,其他人上不来。第二,他的行政组织才干已经被注意到,再不走,剑桥说不定要委以行政重任。但是最重要的是,编纂《剑桥中国史》需要大笔资金,而撒切尔夫人的时代学术经费不裕,“当需要一只回形针都要乞求时,还能不走吗?”
    搬回剑桥的杜老师,全力清理《剑桥中国史》的编务。在那些年,除了贺卡之外,我们几乎不曾通过信。但是我的老同学David Wright教授则是他电子邮件的常客,甚至还曾寄宿在他家一两个晚上。有一次David 发现他的祖上与查理曼大帝有关,他非常兴奋地用电子邮件通知杜老师,也很快地收到回答:“陛下,我已经没办法再更尊敬您了!”
    我曾在2001年随着“国科会”英国访问团之便,亲访中风后逐渐恢复的老先生。居间联系的驻英科技组组长相当困惑地问我,为什么老先生几次来电更改见面时间,最后似乎是订在下午二点四十五分之类的。多年之后,我曾请教了他的两位公子,他们也说不上来。不过他们认为那是他父亲中风之后,极少数几次在家见客。就在我们告别杜府时,一向予我严肃之感的老先生突然抱了我一下,说:“你已经写了一本英文书,你还应该写第二本!”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对杜先生隐居岁月的著述情形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写过几篇长文,也回普大作过几次演讲。在这些著作中,我倒是特别注意到2002年他在Asia Major发表的有关印加沉船银锭的研究:《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Chinese Silver Bullion in a Tenth-Century Indonesia Wreck”)。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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