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先生的心灵似乎既坚定又敏感，学问上如此，平时亦如此。有时候一、两句无心的话，他也有相当敏感的猜测。但是他在决定事情时，又异常有主见、异常坚定，如大英帝国的军官。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1925-2006）教授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期的老师之一。我与杜希德教授的初晤是在1987年，但是在此之前，我早已知道他的名字，并且注意到全汉昇先生有一篇评论他唐代财政制度的文章，文章中称他为崔维泽（全汉昇：《评崔维泽教授对于唐代财政史的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期下，台北：中央研究院，1966，页427-434）。后来到了中研院，那里有多位杜希德先生的学生，常常谈到他。印象中，普林斯顿大学能把他从英国剑桥大学挖来，是一件盛事。据说光是运来的书便有若干吨，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大量装订考究的博士论文。 我本来没有资格写杜老师。我认为想了解他的人已经有一些文章可以参考了，尤其是他早年在剑桥指导的学生麦大维（David McMullen）为英国学术院刊所写的院士传，及David Wright教授的“Professor Denis C. Twitchett and his books”、赖瑞和教授的《追忆杜希德教授》，以及陈珏教授所写的《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章学诚说他为人作传，凡是一般传记中会提到的官职履历都尽量略去不写，他只写能显示个人独特性的部分。章学诚的话有一个前提，即执笔者对于传主已经有比较全面的了解，然后作了抉择。但我实际上对杜公的整体了解不够，故这里只写一些我与他个人的交往。 1987年夏天，我向中研院史语所请假到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大概是开学后不久，我去拜访杜希德教授，他的研究室原来是爱因斯坦的办公室。杜希德先生说物理、数学家不需要书，所以他搬进来之后发现书架太少，远远不足以应付所需。 杜先生声音沙哑低沉，但是态度比我想象的和善。我记得他的第一句话是说：“你出版的书已经比我多了。”我在廿几岁时不知天高地厚写了两本书，当时杜老师的《唐代的史学》一书尚未出版，所以他开此玩笑。我记得那天谈完辞出前，杜先生告诉我如有需要他愿意替我改（英文）文章，我大概没能完全了解他的意思，他补充说他改过许多人的文章。当然，杜先生在1967年（四十二岁）便已当选英国学士院院士，从任教剑桥大学时代开始，他已是欧洲汉学界最重要的领袖，几乎与美国的费正清分庭抗礼。他手上除了“剑桥中国史”这个大工程之外，还有Asia Major这个重要刊物，他每天不断地改、删各种文稿。他居然也愿意为我改英文，对我这个初踏上美国国土的博士生来说是感到不可思议的。 大概是在那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他有两度差点成了陈寅恪的学生。第一次机会是二战之后，英国牛津大学拟聘陈寅恪前去教书，并英译《唐书》，陈寅恪后来因眼疾未能就聘。第二次想到中国留学，却因国共战争恶化，不能成行。所以杜希德先生受日本汉学界的影响较大，尤其是仁井田陞等人。 在普大五年半，我似乎只上过杜先生一门课，另外旁听过一门他给大学生上的课。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讲课时不但没有大纲，连一张阅读书目都没有，最多是一张纸片，上面写几行字。他习惯一面讲课，一面看着掌心，使我一度怀疑他是不是把大纲写在掌心上。当时一位从哈佛转来，后来又转回去的同学告诉人家说，普林斯顿那几位老先生上课居然连张syllabus都没有！ 杜希德先生学地理出身，地理始终是他的嗜好。他曾经与人合作为英国泰晤士报编过一部《中国历史地图》，我觉得他讲课时，习惯于空间式的思考。他每每以空间鸟瞰的方式在讲历史的变化，而比较少拘泥在复杂的人物政事中。从他为研究生所开的讨论课中，我知道他手上有若干文稿仍在反复改定中，从纸张的颜色可以看出它们有的可能已经超过三四十年，其中包括《资治通鉴》唐代部分的英译、元白诗的英译等，希望杜先生的后人将来可以特别注意这方面的文稿。 杜先生治学以严谨著称，行文则“心狠手辣”——我可以猜想他在文章写成之后，一定是大勾大抹，删去不特别必要的片段，使整篇文章读起来更有筋节、更为饱满。 杜先生的心灵似乎既坚定又敏感，一般来说，坚定的人不敏感，敏感的人不坚定，但他似乎兼具两者。学问上如此，平时亦如此。有时候一两句无心的话，他也有相当敏感的猜测。但是他在决定事情时，又异常有主见、异常坚定，如大英帝国的军官。 我读他的若干篇文章，觉得他很擅长于把握全景，然后将一些碎片，不管是新发现的或过去不为大家所留意的，巧妙地嵌入，并得到一个新的层次的融合与意义。不管是使用敦煌文书或水下沉船的新史料，他都展现这样的特质。 他的论著新见层出，譬如他说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能受到佛学的影响；又如他说《贞观政要》中君臣议事的平等风格，多少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性格等等。我常常在读完之后，莞尔一叹，感受到他敏感的心灵驰骋于史料之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