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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地区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也建立了一套有自己特色的华夷观。首先，他们全盘接受儒家的华夷观，并作了自己的发挥，即以自己为“华”，以其周边为“夷”。如越南陈英宗兴隆八年（1300），兴道大王在檄诸将文中云：“汝等……为中国之将，侍立夷酋，而无忿心”（《大越史记全书》），此为越南以“中国”自尊其国见于史籍之始。陈朝末年，胡季S篡位自立，明朝出兵讨贼，原约定平定后扶持陈氏后裔为王，但后却食言，在越南重置郡县，招致越南人民的反抗。后来在民族英雄黎利的带领下，终于光复越南。黎利在当时也多次提及所谓“贼在中国”、“凡中国豪杰之士”（《大越史记全书》）云云，此处“中国”也都是指越南。在越南汉文小说中，更有大量以“中国”、“中华”、“中朝”指称越南，而以“蛮夷”、“蛮獠”、“夷獠”指称其周边小国和西方国家，以“北国”、“北人”、“北客”指称中国，并自称“我国家混一区宇，统御华夷”的说法。1842年，还发生过越南使节李文馥拒绝进入北京“越夷会馆”，“令行人裂碎‘夷’字，乃入”的事件，李还“愤而作《辨夷论》”，论证“越南原圣帝神农氏之后，华也，非夷也”。其次，出于民族情感，他们对中国始终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矛盾心理：当越南陷入内部政治斗争时期，他们视中国为“天朝”，称中国皇帝为“皇上”、为“陛下”，请求中国出兵；而当越南被侵犯时，则把中国视为“贼寇”、“北寇”、“明寇”，汉文小说中充满了大量有关明朝“君臣狼性，士卒兽性”、“杀戮甚酷”、“民命弗堪”的描写。在越南和东亚国家眼里，主权问题始终是个微妙、敏感的历史问题，政治上的独立和文化上的认同，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东亚汉文小说的始终。 在儒家华夷观中，西方国家自然也是“蛮夷”，西人则称“红毛夷”，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认为西人“狡而诈”，不能轻信。但西方并不接受儒家华夷观，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想象，构建起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这种经验和想象主要来自于西方旅行家的游记、传教士的书信、外交使节的报告、西人翻译的中国儒家经典，以及西人翻译和创作的有关中国主题的文学作品。其中，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就是构筑西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文本依据。这种构筑具体有四种方式：一是西人对中国古典小说的选择，二是西人在翻译过程中的改写，三是译本中前言和注释的添加，四是中国小说译本在西方的刊印和传播。 西方通过古典小说翻译所构筑的“中国形象”，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三次嬗变：首先是“道德理性之乡”，其次是“浪漫的中国情调”，然后是“落后愚昧的中国”，这三种“中国形象”的话语谱系大抵和西方的启蒙主义运动、浪漫主义思潮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相一致。18世纪，“中国形象”在启蒙主义的背景下进入西方的文化视野，中华帝国作为“道德理性之乡”被西人定格并放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人在启蒙主义影响下对理性的推崇，《好逑传》在欧洲的风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进入19世纪，随着浪漫主义思潮的蔓延，西方发出了一种对人的感情的自由抒发的呼唤，形成了对人为理性的反弹，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中国作为“道德理性之乡”的形象逐渐隐退，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作为异国风尚而出现的“浪漫的中国情调”。至19世纪中叶，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和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及战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个真实落后的中国裸露在西人的视野之中。同时，伴随着中西力量对比的悄然变化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推进，西方中心主义逐渐形成，西人对中国的态度从仰慕变为俯视。诸如中国女子小脚、男子蓄辫的体貌特征，喜食鸦片、广蓄妻妾的恶习，以及中国人呆滞的目光和狡诈的内心，都被定格放大为中国人的典型形象而反复渲染，于是“愚昧落后的中国”成为西方眼中典型的“中国形象”，这种印象直到今天由于某些有偏见的人——包括西方人和国人的宣传而还没有完全成为过去。 任何文化交流都是双向的，与“西学东渐”相对应的，还有“中学西传”的影响。从外部世界看中国，就是由此看历史上中国文学和文化如何走向世界，然后由此再返观我们自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