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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汉学：中国古代文学的“他者审视” 域外汉学是指域外汉学家用各自母语译介和研究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著作。域外汉学主要也有两大块：西方汉学和东亚汉学。 西方汉学早期大本营在欧洲。最先出现的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译介，如1592年前后在菲律宾刻印出版的西班牙多明我会士高母羡翻译的《明心宝鉴》西班牙语本，被伯希和称为是现存最早的汉语著作西译本，其内容主要辑录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和朱熹等历代圣贤的言论，向西人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之后，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又将“四书”、“五经”分别于1594年和1626年翻译成拉丁文，引发了西人翻译中国古代典籍的潮流。但明清来华传教士对文学作品多不注意，所以早期传教士中无一翻译中国文学名著。直到18世纪早期，中国古典小说始进入西人视野。1735年，法国人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在巴黎出版，该书第三卷收录了耶稣会士殷红绪从《今古奇观》中选译的三篇中国短篇小说的法译本，分别是《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这是迄今所知最早译成西文的中国古典小说。而声名最著的属《好逑传》，最早问世的是1761年伦敦出版的英译本，1766年出版了法译本和德译本，1767年又出版了荷兰译本，在欧洲引发了翻译出版《好逑传》的热潮，以致这部作品引起了德国大文豪歌德和席勒的高度关注。1769年歌德在同席勒的通信中提到了这部小说，当时席勒不满意德语译本，想自己重新改编《好逑传》，但不知什么原因写了几页就搁下了。1827年爱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则记录了歌德那段著名的谈话。此外，歌德还提到这部中国小说和他自己的作品《赫曼与窦绿苔》有许多类似的地方。 西方汉学家在译介中国古典小说的同时，往往也会通过撰写序言和注释发表他对所译作品的看法，这些序言和注释就具备了研究论著的性质。它们或说明选译小说的动机和标准，或介绍所译小说的作者和内容，或对小说人物进行分析和评论，或解释小说中出现的中国名物，或阐述小说的审美旨趣，融小说翻译与研究于一体，有效地提高了译文的学术价值。有的译者还注意到版本的选择和校勘，既提高了译文的质量，又增加了译文的学术含量。此外，西方汉学家还通过在报刊上发表相对独立的长篇论文，从总体上把握和探究中国小说的诸多学术问题。有的探讨中国小说的分类，有的归纳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有的分析中国小说的价值功能，有的发掘中国小说的审美旨趣，并由此探讨中国人的生活情调。这些长篇论文或结集出版，或日后扩充为一本著作，和译文以及随同译文流传的序言、注释一起，共同构成了域外汉学的主干内容。 东亚地区的汉学研究重镇主要在日本和韩国，其中日本的汉学研究历史久远，藏书丰富，重视书目的搜集和整理，版本的目验和比勘，以及文本的细读和爬梳，对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韩国的汉学研究后来居上，充满活力。 域外汉学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一种“他者审视”。中国小说的翻译首先是中国小说的一种“主观投射”，因为翻译必须忠实于原著，但在什么时候选择什么样的作品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因价值观念差异而对人物和情节进行不同程度的添加和删改，这就加进了“他者审视”的成分。因此，文学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文字符号的转换，还是一种文化的再创造。至于西方学者的中国小说研究，就更是一种“他者”的审视和思考。这种“他者”的审视和思考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是一个重要的借鉴和参照，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站在原来视角上看不到的、被遮蔽了的东西，启迪我们更全面、完整地认识自我。 “华夷之辨”与“中国形象”的历史嬗变 从外部世界看中国，其中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关于“华夷之辨”和“中国形象”的构建与嬗变。中国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自古就形成了一套华夷观，诸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凡此都强调华夷之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在历代统治者眼里，中国是居于世界中心的中央之国，其他都是“四夷”和“夷狄”，这一界线决不可紊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