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域外视角，具体包含了两块大的领域：一是域外汉文学，一是域外汉学。前者是指古代外国作家和文人用汉语书写和创作的文学作品，后者则是指国外汉学家用他们的母语译介和研究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著作。这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都和中国文学与文化有关，它们同属于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外部世界的投射与影响。下面我们就以古代小说为例，介绍一下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情况。域外汉文学：有待深入开掘的丰富宝藏 域外汉文学就其地域和创作主体分，又可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历史上原汉字文化圈内的东亚地区国家的汉文作品，一块是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汉文作品。其中前者主要指越南、朝鲜和日本三个国家，作品则包括诗文、小说和游记等；后者则包括早期天主教和后来基督教传教士，作品主要有小说、游记等。 在域外汉文学中，汉文小说是重要的一块。之所以重要，一是数量大，二是内涵丰富。关于数量，其中越南部分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的名义出版，全书约六百万字；朝鲜部分和日本部分也即将出版，前者约一千两百余万字，后者约六百余万字；来华传教士部分，按照粗略的估计，大约在五百万字左右。这样总共加起来是三千余万字。 其重要性更在于内涵的丰富。这些汉文小说是所属国文学的一部分。越南、朝鲜的汉文小说几乎是越南、朝鲜古代小说的全部；日本汉文小说也是日本文学的一部分，但日本同时有片假名文学。就如同我国古代小说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一样，东亚汉文小说也是东亚地区有关国家的文化遗产，其中相当部分还是该国的文学经典，如越南的《岭南摭怪》、《传奇漫录》，韩国的《金鳌新话》、《六美堂记》，日本的《大东世语》、《谭海》等。因而研究外国文学视域中的东亚国别文学，理应把它们纳入研究视野。 其次，域外汉文小说也是古代汉文学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其实只是中国的汉语文学史。所以法国的陈庆浩教授提出“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思路，认为应将中国本土的汉文学和域外汉文学放在一起进行整体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许可以先编一本域外汉文小说史，再编一本域外汉文学史，最终形成一部完整的汉文学史。最后一个目标难度很大，未必能够完成，但作为汉文学整体的一部分，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是应有的题中之义。 同时，域外汉文小说又是比较文学的一部分。由于域外汉文小说和我国本土汉语文学的亲密血缘关系，它提供了大量有实证意义的影响比较研究对象。其中既有思想文化层面的影响，如儒家思想文化，又如佛道神仙思想。还有古代小说层面的影响，更是渗透到域外汉文小说的骨髓和肌理，如我国明代初年诞生的瞿佑《剪灯新话》，传到朝鲜后于15世纪初诞生了金时习的《金鳌新话》，后又传到越南，于16世纪产生了阮懙的《传奇漫录》，并衍生出《传奇新谱》、《传闻新录》、《新传奇录》等一系列作品；再如我国清初刊刻的著名文言小说集张潮的《虞初新志》，也深刻影响了日本汉文小说菊池纯的《奇文观止本朝虞初新志》、近藤元弘的《日本虞初新志》的编选，以及依田百川的《谭海》的创作；其他诸如我国明代“玉堂春”小说对韩国汉文小说《王庆龙传》等的影响，我国《三国演义》对整个东亚三国历史小说的影响，凡此等等，随处可见我国古代小说和域外汉文小说之间的血缘关系，这些都是非常有实证意义的比较文学研究内容。 再次，域外汉文小说还是汉语文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由于域外汉文小说都是用汉字写成，其所用汉字自然是汉字字库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东亚汉文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汉字俗字，它们有的是我国古已有之的异体字，有的是古代的通假字，有的是我国草书的写法，有的和我们今天的简化字一样，更多的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异体字。如果我们的汉字字库里缺少了这最后一部分，那是很大的一块缺失。同时，我们校勘时也必须非常小心，稍不留意，就会想当然地随意改动并出校，留下“硬伤”。 域外汉文学是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丰富宝藏，它为东亚国别文学研究、古代汉文学整体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和汉语文字学研究等领域都提供了大量新的资料，拓展了新的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