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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特别是京都，人员构成中普通士子和军人是重要群体，他们无不梦想着一种好运的突然降临，而城市即为他们提供了政治机遇和命运的转机。《警世通言》卷6《俞仲举题诗遇上皇》，开篇就点明了“司马相如本是成都府一个穷儒，只为一篇文字上投了至尊之意，一朝发迹”的主旨，小说中重点讲述的就是俞仲举八千里路来到临安，指望一举成名。争奈时运未至，金榜无名，于是无脸回乡，流落杭州，饱受艰辛，在酒楼题诗后准备自尽。而上皇（按：指宋高宗）由于晚上忽得一梦，第二天就扮作文人秀才，带几个近侍官，行到丰乐楼，读到俞的诗，认为此人正是应梦贤士，当下御笔亲书六句：“锦里俞良，妙有词章。高才不遇，落魄堪伤。敕赐高官，衣锦还乡。”故事的结局是俞仲举授成都府太守，加赐白金千两，被“前呼后拥，荣归故里。”而《喻世明言》卷11《赵伯升茶肆遇仁宗》，说的也是“有一个秀士，姓赵，名旭，字伯升”，他“下笔成文，是个饱学的秀才。喜闻东京开选，一心要去应举。”就在状元几乎到手之际，只为一字之错，被仁宗黜落，流落汴京。谁知命中该发迹，就在樊楼上，巧遇扮作白衣秀才的仁宗，于是拜敕授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这类小说中，士子的发迹都与巧遇皇帝联系在一起，其发生的空间场所，丰乐楼是南宋都城杭州最著名的酒楼，杭州的地标性建筑；(36)樊楼则是北宋都城汴京最著名的酒楼，汴京的标志性建筑。(37)这两个发生在都市空间中的故事，既反映了士子的心态，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与再生产。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处于科考激烈竞争的士子，在都城政治空间中，幻想通过偶然机缘来获得命运转机的共同心理。 城市也为市井下民的变泰提供了机遇。《初刻拍案惊奇》卷22《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写的就是“贫贱之人，一朝变泰，得了富贵，苦尽甜来，滋味深长”的故事。《喻世明言》卷15《史弘肇龙虎君臣会》，讲述了一个姓史，双名弘肇，小字憨儿的军兵，“合当出来，发迹变泰”，最终成为当朝四镇令公，富贵荣华名标青史的故事。还有《醒世恒言》卷31《郑节使立功神臂弓》，也记述了一个郑州泰宁军大户财主人家孩儿郑信，父母早丧，流落此间，后来偶遇机缘，得到神臂弓，到辕门投军献弓，后亏那神臂弓之用，收番累立战功，十余年间，直做到两川节度使之职的前后际遇。类似这样写市民发迹变泰梦想的作品在古代小说中不知多少，它们传递了同样一个信息：作为城市主体的市民有关发迹变泰的种种梦想，不仅构成了城市的灵魂与血肉，成为城市活力的不竭源泉，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以后，文化权利的下移和市民力量崛起的历史轨迹。 使城市充满活力和魅力的，还有两性相悦的市井传奇。城市的日常生活，更多的是重复单调和平淡无奇的日子，对于不平常的爱情方式的渴望，成为读者的一种普遍审美期待。而城市生活的流动性、集聚性和复杂性，又制造了产生不平常事件和生活传奇的可能性与机遇性。《李娃传》、《霍小玉传》等唐代动人的爱情故事，都发生在长安城市空间之中。而随着宋代市民阶层的崛起，在都市的市井爱情传奇中，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市井商人逐渐取代了士人的地位，成为故事中的男主角。在《警世通言》卷23《乐小舍弃生觅偶》中，那个为了所爱之人，“为情所使，不顾性命”的，是南宋临安府贤福坊安平巷家里开杂色货铺的乐和；在《醒世恒言》卷3《卖油郎独占花魁》中，最终赢得花魁芳心的是临安城清波门外开油店老人收养的汴京难民秦重；《二刻拍案惊奇》卷29《赠芝麻识破假形 撷草药巧谐真偶》中，仕宦马少卿乐意接纳客商蒋生为女婿，还认为“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而《醒世恒言》卷35《徐老仆义愤成家》歌颂的，是义仆阿寄经商成功却一文不取；这都从一个方面真实反映了伴随着城市商业发展和市民文化繁荣，市民社会地位的上升与变迁。特别是我们将其与唐传奇中的爱情故事相比，这种变化更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唐传奇中，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无一例外是出仕或未出仕的士子；而在宋元话本以后，男性则多为市井之人，上述例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