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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中，许多发生在城市中的故事，都是以上元节为背景展开的。《包龙图百家公案》中的《金鲤鱼迷人之异》，是从“上元佳景，京中放灯甚多”生发出来；《东京判斩赵皇亲》也是从“是时正月上元佳节，西京放灯甚盛”，刘娘子出门观灯，引出一段悲剧故事；(29)而话本《张生彩鸾灯传》，同样是从张生元宵观灯，引出一段佳话；(30)话本小说《戒指儿记》中的陈玉兰，是在元宵灯夜听到阮华吹出的箫声清圆悠扬，“一时间春心摇动”，萌生“窥玉”之意；《志诚张主管》写张胜与小夫人“鬼魂”的遇合，也发生在元宵灯夜……可见上元灯节，是引发和产生小说故事的不竭源泉。 对于诸如上元灯节这类发生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文化活动，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可给予深刻的揭示和解释。巴赫金指出，在狂欢节式的节日庆典中，距离感消失在狂欢中，人们暂时从现实关系中解脱出来，相互间不存在任何距离，致使秩序打乱，等级消失，从而产生出一种乌托邦式的人际关系。人们在常规生活中为不可逾越的等级屏障分割开来，相互间却在狂欢广场上发生了随便而亲昵的接触。“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种关系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31)正是上元灯节中城市市民的狂欢，使小说人物打破了平时森严的等级秩序，为他们彼此亲密和亲昵的接触提供了最佳的时机。而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市民的急遽增长，也使元宵节的狂欢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庞大的消费群体。难怪众多宋人笔记对元宵灯夜都有动人的记述，吴自牧《梦粱录》卷1《元宵》载：元宵灯夜，汴京城里，“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犹未已。甚至饮酒醺醺，倩人扶着，堕翠遗簪，难以枚举。”周密《武林旧事》卷2《元夕》则记载临安元夕，不仅“效宣和盛际，愈加精妙”，而且“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如果说笔记所载是一种历史的真实，那么小说所写则是艺术的真实，《大宋宣和遗事》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上元看灯的人丛里，一个妇人吃了御赐酒，将金杯藏在怀里，当下被拿住，有阁门舍人将偷金杯的事，奏知徽宗皇帝。圣旨问取原因。妇人奏道：“贱妾与夫同到鳌山下看灯，人闹里与夫相失。蒙皇帝赐酒，妾面带酒容，又不与夫同归，为恐公婆怪责，欲假皇帝金杯归家与公婆为照。”并有一词上奏天颜。徽宗览毕，就赐金杯与之，再令妇人做一词。女子领了圣旨，口占一词，徽宗见了此词，大悦，不许后人攀例，赐盏与之。(32)无论是笔记还是小说，这些描写都真实反映了在节日的狂欢中，颠覆了日常生活原来预设的礼法和时空秩序，打破了日夜之差，男女之防，贵贱之别，从而提供了男女相处的机会，于是许多小说中的幽会与艳情，便放置在这样的公共空间中，演绎出种种悲欢离合的浪漫故事。透过小说元宵夜狂欢节的有关描写，我们可以大略窥见作为文化表征的城市文化空间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以及作为这个空间主体的市民的梦想与追求。 三、市民生活空间：城市的灵魂与血肉 房屋只构成城镇，市民才构成城市。(33)——卢梭 市民构成了城市日常生活的主体。然而，市民阶层的崛起和壮大，是伴随着城市空间由比较单纯的突出其政治功能，到发生了西方学者所称的“至北宋而达于顶点”的“城市革命”，(34)形成政治功能与商业功能并重的城市才出现的。正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丰富性，使城市的空间变得更加生动鲜活。 使城市变得鲜活的，首先是发迹变泰的平民梦想。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35)发迹指由卑微而得志显达，或由贫困而富足。变泰犹言否极泰来，谓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发迹变泰可谓画龙点睛，彰显出了古代小说在反映市民日常生活方面的重要内容与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