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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中，反映城市地理空间的方式除了上述以真实城市空间为基础的方式之外，还有大量的是以虚构的地理空间来展开叙事的。在虚拟的城市地理空间中，可以更自由地层开各种故事叙事；同时也有利于表现和建构理想性世界。《红楼梦》所描写的发生在京都贾府中的故事，便是在虚拟的城市地理空间展开的。在这样的一个虚拟城市空间中，作者可以尽情施展笔墨，发挥丰富想象，演绎复杂曲折的故事，正如《红楼梦》第一回卷首脂批所点明的：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京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20)《红楼梦》故事的发生地似是在长安，小说第十五回写王熙凤弄权铁槛寺，让来旺儿找人修书一封，“连夜往长安县来，不过百里路程”可证。但小说中更多的是出现“都中”、“京中”、 “京都”、“神京”等字样，是一座虚化了的都市空间，其实暗指的是北京。这种把真实的城市空间予以虚化处理的手法，更强化了《红楼梦》“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艺术特色和效果。 小说中虚拟的地理空间，也可以是理想性世界的建构。《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就是这样一个空间书写。以往红学家们孜孜不倦地找寻和考证“京华何处大观园”，其实这完全是徒劳的，因为大观园是一个虚拟的乌托邦，它与外部的肮脏世界相对立，而且被外在的世界所侵扰和摧残。(21)这种虚拟空间的描写，形成了作品虚幻的梦境式的艺术特征，而这些虚拟性描写又往往与前述真实性的城市书写结合在一起，真假相杂，虚实相生，丰富着小说的内涵与意象，体现着中国美学的精神和理想。因为正是在小说真实与虚拟的城市书写的对立与对比中，展示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与价值取向，体现了作者因为不满足于当下的现实空间而对于理想空间的建构。这种理想空间也已不再是一个地理或者几何学的存在，而是人类经验和文化想象的产物。 二、作为政治与文化表征的都市及其在小说中的书写 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22)——王国维 城市是人口最密集，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然而，和西方的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首先是政治的中心，士人到都城来追寻自己的政治前途，即选择了或者说无奈地卷入了城市中的政治漩涡和斗争。 发生在唐代最重要的政治空间——长安城中的，有著名的牛、李党争。唐穆宗、宣宗年间，以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为首，和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两大官僚集团之间，展开了数十年之久的朋党斗争。自陈寅恪、岑仲勉一直到傅璇琮、黄永年等，众多学者对此均有研究，成果丰富而聚讼纷纭，因与本文主旨无关，故不深论。本文关注的，是在运用小说进行政治攻击的唐传奇中，往往是联系到长安的居住空间的描写，来达到讥刺、攻击甚至毁谤对方的目的。丰富而真实的城市政治生活，为小说叙事提供了曲折生动的素材，而牛李党人在长安城中的居住空间，也成为政治斗争的曲折反映：安邑坊在朱雀街东第四街，新昌坊在第五街，分列朱雀门南第四横街的北边和南边。因此，李德裕在安邑坊东南隅的住宅与牛僧孺在新昌坊西北隅的住宅正好隔街犄角相望。(23)杨虞卿是牛党重要人物之一，其宅位于靖恭坊，钱易《南部新书》卷丙：“咸通中，杨汝士与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里第，兄弟并列门戟。”(24)靖恭坊正南与牛僧孺所在的新昌坊南北相对，正西与李德裕所在的安邑坊东西相对。 李党文人擅长以小说影射异己和毁谤对手，李党文人所写的《牛羊日历》，《新唐书·艺文志》入小说家。《牛羊日历》中有这样的描写：“［牛］僧孺新昌里第，与杨虞卿夹街对门。虞卿别起高榭于僧孺之墙东，谓之南亭，列烛往来，里人读之‘半夜客’，亦号此亭为‘行中书’”。(25)作为牛党领袖的牛僧孺与杨虞卿，在居住地理空间上夹街对门仍然不满足，杨虞卿又别起高榭于牛僧孺宅之墙东，想必一方面更便于牛党人物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更便于监视和观察街对面的李党的活动情况。如此密切往来和对于李党的监视，自然成为李党政治攻击的口实。而揭露牛党“列烛往来”，一方面揭露了其政治活动的密切与频繁；另一方面也恰好反映出李党对于牛党活动的密切关注和监视，否则，又如何知晓牛党之间“列烛往来”的情形？在如此特殊的城市居住空间中，提供了政治斗争双方近距离观察对方的有利地形，彼此对对方人物的来往可谓洞若观火，所以才会有以上借居住空间的生动渲染来攻击的影射文学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