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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家谱文献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宋代以后，宗族热衷于修谱，目的是想通过家谱来维系和强固宗族群体。这一特定的宗旨给家谱纂修体例带来了缺陷，即出现了家谱的两大弊端扬善隐恶和攀附显贵。纂修者认为，祖先的劣迹或不良一面应该略而不书，为尊者亲者讳，而对能够光大门庭的人物和事迹则须大书特书，甚至不吝溢美之词。家谱纂修者还常常不顾史实,追奉古代同姓的名儒大臣为自己的祖先，如朱氏皆奉朱熹为始祖，包氏则以包拯为先祖。到了清代，此风愈演愈烈，几成常态。此外，不少纂修者粗知文墨，缺乏应有的文史知识，家谱中的人物地名、官爵称谓、源流迁徙等内容，与史籍比勘，错误之处屡屡可见。例如叙述姓氏起源，往往参照同姓的他人族谱，互相抄袭，不加考证，讹误脱谬不一而足。正因为有这些缺陷，家谱资料是否属于信史，遭到了部分学者的怀疑。清黄宗羲认为“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有二”，其一即为“氏族之谱”。尽管如此，家谱资料整体的史料价值却不容否定。就是黄宗羲也没有全盘抹杀家谱的价值，称始迁祖之下为可纪之世，又称“家传足补史氏之阙文”。对家谱文献的缺陷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应分而论之，所谓的“扬善隐恶”，关键在于隐恶，它违背了中国史家主张的秉笔直书的原则，致使宗族的部分历史因人为的因素而缺载；而“攀附显贵”的为害则较为严重，它不是单纯的缺载问题，而是伪造世系，冒认祖先，属无中生有的虚构。明清时，很多纂修者对此就不以为然，为真实地记录历史，将本族的最早先祖定为始迁之祖，不再追溯无法证实的远祖世系。 毫无疑问，家谱是一个宝库。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种种的制约，对它的整理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初始阶段，已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对家谱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并将它刊印出版，公之于众，对繁荣学术文化，推动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谱牒学等的深入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家谱资料选编》正是为满足这一文化需求而编纂，以期通过系统的整理选辑，向学界提供一部具有较高利用价值的家谱原始资料集。 那么如何对家谱资料进行辑录呢？ 中国家谱的内容非常丰富，对于宗族的人和事，几乎是无所不包。本编是资料选集，显然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家谱内容，因此必须有所辑有所弃。所辑所弃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应当建立在资料的价值之上。家谱记载的主体是宗族历史，衡量它的史料价值，纵向要看能否反映宗族兴盛衰落之过程，横向要看宗族的各项事务是否得到应有的揭示，同时还要充分考虑资料的独特性。进而言之，凡是有关宗族历史的资料以及谱学本身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又为其他文献所不载，可补他书之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皆在我们选辑的范围之中。反之，那些可信度较差的或史料价值不高的资料，则不予选辑。比如家谱中的先祖画像，多系族人依照自己的想象绘成，与先祖的实际面貌相差甚远。这些画像，对于宗族或可起到缅怀先人的作用，但不能当作史料利用。实际上，明清时期一些修谱者就拒绝将祖先的画像刊入谱中，认为胡乱绘画先祖肖像实是对祖宗的不敬。又如“修谱名目”、“领谱字号”等，它记录的只是修谱者和领谱者的姓名，与宗族史无关。凡此种种，皆无可取之处，未加采辑。需要指出，“世系图录”虽然史料价值极高，但不作处理无法直接利用，只能舍弃。本编所辑录的家谱资料，按其内容分为十一卷，依次为凡例卷、序跋卷、传记卷、诗文卷、家规族约卷、礼仪风俗卷、经济卷、家族源流卷、教育卷、图录卷、漳州移民卷。各卷的内容，又根据资料的实际情况，有多有少，成卷规模不求划一。 中国家谱浩如烟海，现今究竟存有多少，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主要原因是中国家谱出自于民，也藏之于民，大量散藏于民间的家谱，其数量无从得知。公共藏书机构所藏之谱，因不会进入流通领域，藏量相对稳定。经初步统计，目前国内外公藏机构藏有中国家谱四万余种。其中宋元版的家谱不超过十种，明代有三百余种，而所存极大部分皆为清代、民国时期的家谱。这些家谱中，各地所修的数量相差也甚为悬殊，浙江、江苏、湖南、安徽等省纂修的家谱最多,边远地区和当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所修之谱则较少,个别省份更是寥寥无几。以《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收入的家谱为例，该书共收录1949年前的中国族谱14719种，而其中浙江家谱3521种，江苏家谱2151种，湖南家谱1549种，安徽家谱1236种，分别占总数的23.92%、14.61%、10.52%、8.4%，四地的家谱之和占总数的57.45%，而辽宁、广西、云南、陕西、天津、甘肃、北京、吉林、海南、黑龙江、宁夏、内蒙古、香港、澳门等地区族谱藏量之和仅占总数的2.3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