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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的这一论断，今天看来也许不觉得有何奇警之处，但若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就显示出令人瞩目的光辉。为什么那么多学者认为刘勰“风骨”的涵义包括思想内容的纯正呢？那其实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艺观有关。那种文艺观强调文学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因而重视内容远远超过艺术形式，动辄指斥所谓“形式主义”。人们“甚至一提到形式问题，就担心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曹道衡先生语）。这样的观念，那时是深入人心，天经地义。那么很自然地，讨论“风骨”涵义时，就指向了思想的纯正等，而不愿相信刘勰所论只限于艺术风貌方面。王先生当年提出自己的观点，几乎是“孤军奋战”。但他只知道做学问要实事求是。 说起当年的学术环境，我想，今天的学者，即使已经五十多岁，怕也很难想象，甚至会觉得匪夷所思。今天强调的是和谐，当年讲的是斗争（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今天倡导的是“人性化”，当年则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今天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视为高尚的人格境界，当年灌输的是“驯服工具”论；今天谈论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当年将学术文化为政治服务视为最崇高的使命。思想改造，从建国伊始发端，一阵紧似一阵地持续几十年，其间既有狂风骤雨，也有“和风细雨”。不久前读到虞云国先生发表于《东方早报》的《〈学习与批判〉里的海上学人》，说到不少学术界的精英当年的表现，也言及王先生与其他先生联名发表的《试论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读洪皓〈江梅引〉》。虞先生强调对历史——包括学术史进行反思，我深表赞成。但我想说的是，为了反思得深刻，就必须具有“了解之同情”，即深入细致地了解当时的学术环境。即以所谓“评法批儒”而言，当时许多学者并不清楚其背景，而是更多地视之为一个学术性命题，以为或许可以借助“儒法斗争”来说明历史的发展规律。虞先生提到的那两篇文章，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发表的。事实上，王先生在整整十年内，不得不停止了几乎全部研究工作。据我所知，当时王先生的学术活动，除了那两篇联名之作，就只有与中文系、历史系的先生们一起注释《天对》、《天问》，还有参加校点《新唐书》、《新五代史》。既然坚持求真求是，就不可能写出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文章。“文革”刚结束，先生便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虽然一般学者不可能了解“四人帮”的阴谋，不可能知晓许多事件的政治背景，但只要坚持从资料出发，实事求是，就能够不上当、少上当。这是先生亲口对我说的。 王先生是一位普通的学者，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风头人物，也不是先知先觉者。他的文章，读起来很平和，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古人说，文章乃“不朽之盛事”。先生的成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先生的学术品格所具有的典范意义，更将如日月之悬，光景常新。 2014年2月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