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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一直叫我们“把书写薄。”一句话说清楚的，不要说第二句话。他最初出版的《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 都是薄薄的，但学术质量非常高，影响非常大，至今被日本学者奉为经典。但现在为了评职称，为了考核，我们写书、写论文都是“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非把薄薄的书写成馒头，写成砖头，写成枕头，不罢休。 也许是时代变了？规则变了？衡量学术的标准变了？我们现在都朝着“国家项目”高歌猛进，朝着国家规定的A刊、B刊、C刊万马奔腾； 朝着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吹起冲锋号。因为每年年底要考核，有的学校严，有的学校松。但不管严松，都要考核。 像鲁迅先生的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那么好的文章，已经不算成果。因为它发表的刊物不够级别，不属于今天的A刊、B刊、C刊。假如鲁迅填表格，他会发现，在年终发下来的表格上，找不到可以填他这篇文章的“空格”。 现在是不是成果，不看论文，要看刊物是不是国家指定的。在这种情况下，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 都填不进表格，不算成果。十年磨一剑，五十年磨一剑也白搭。但我们仍然会静下心来，遵照王老师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要耐得住寂寞。不管进不进表格，算不算成果，我们都要像王老师那样真诚地做学问。 王老师的人品、学品，不仅能进正史里的“儒林传”，也能进《世说新语》的头版头条。如果他进入《世说新语》的“德行”、“言语”和“文学”条，在众多的人物里，他一定是“实事求是”、“风清骨峻”和“文字简省”的代表。 躺在病床上的王老师，对待病魔，对待命运，对待学校的公与不公，他总是一句话：“我想得开。”因为真正做学问的人，不会过多地关注那些身外之物。 如今，王老师已经离开我们，走了；挽胳膊也挽不住。在沉痛悼念的同时，我们脑海里留下的，永远是他亲切和蔼、冬季来临时早早就戴上口罩和围巾的形象；永远是每年年初二去他家拜年，我们围坐在他身边，恰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学生各言其志，他做点评的情景，都成了永恒的记忆——一起定格在《论语》侍坐章的氛围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