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底有两条和西夏学有关的消息，一是宁夏社科院的李范文先生以《夏汉字典》获得法国铭文学院2013年汉学儒莲奖，二是宁夏考古所的牛达生先生结集出版了《西夏考古论稿》(下文简称《论稿》)。李先生精通西夏文字，牛先生则专于西夏考古，是西北地区硕果仅存的两位西夏学耆宿。《论稿》收入牛先生关于西夏书法(包括书写工具)、建筑(都城、陵寝、寺塔)、器物(官印、铜火铳、小泥佛[擦擦])、碑刻、印刷(包括书籍装帧和造纸)、钱币以及西夏学历史方面的论文36篇，最后附录牛先生的论著要目和一篇对他的访谈，全书由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的西夏学家白滨写序。笔者不懂考古，下面只就《论稿》中涉及学术史和佛教的部分，简单谈一点批评意见和读后感想，供牛先生和读者参考。从逻辑上讲，西夏故地出土的刻本书籍，不一定是西夏人所刻，就算为西夏人所刻，也可能是翻刻自中原地区的刻本。所以仅凭某刻本出土于西夏故地这一点，就拿它去证明西夏文化具有某某特征，实在是危险之至。牛先生以俄藏黑水城出土大安十年刻《华严经》第四十卷和天盛四年刻《注华严法界观门》上面的文字作为西夏人书法的代表(第45页)，就有这个问题。日本学者竺沙雅章曾在《关于黑水城出土的辽代刻本》(申军汉译文刊于《文津学志》第二辑)中指出，俄藏黑水城出土汉文佛典刻本中有不少辽刻本，大安十年刻《华严》即为其中之一。这个大安十年不是西夏的大安十年(1083)，而是指辽的大安十年(1094)。至于西夏仁宗天盛四年(1152年)刻《注华严法界观门》，已知其属于北宋华严宗学僧圆义遵式(1042-1103)治定科文之本(参看笔者所写《网搜〈通玄记〉》，《上海书评》2012-5-20)，不能排除有翻刻自中原刻本的可能。若真如此，则两书中所反映的书法只能是辽宋地区的书法，而非西夏的书法。另外，牛先生认为黑水城出土汉文密教写本《佛眼母仪轨》中“以笔取墨”的“笔”指汉地的毛笔(第51页)，这恐怕也不对。《佛眼母仪轨》为“西天金刚座大五明□传”，记录的是印度人的口传教义，再加上佛经中本有“折骨为笔，刺血为墨”的成语，所以“以笔取墨”的“笔”说的应该是印度人在贝叶(《佛眼母仪轨》中有“菩提树叶”的说法)上写字用的笔，与汉地的毛笔无关。 贺兰山东侧拜寺口的双塔(东西二塔)和拜寺沟的方塔，经牛先生和他的同事调查，现已知为西夏时期修建的古塔。双塔方面有个问题似乎一直悬而未决，就是西塔天宫四壁用朱笔所书七行梵字到底是何内容。参与过1986年双塔考古的于存海与何继英曾经提到：“据世界宗教研究所罗炤先生初释，梵文的大意为：‘圆满菩提会成佛，解脱妙法会解脱。清净清净会清净，普遍解脱便解脱。一切清净佛释尊，以大手印为依身。’”(《西夏佛塔》，雷润泽、于存海、何继英编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第89页)其实这些梵字写的就是《佛顶尊胜陀罗尼》，西夏人汉译作《胜相顶尊总持》。从《西夏佛塔》刊布的部分照片来看，其阅读顺序是从第二行开始，至第七行结束后再返回到最上面的第一行。 1990年11月28日，拜寺沟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牛先生主持了随后的抢救发掘工作。作为重要发现之一的西夏文密教经典《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又译《三菩提》或《三菩怛本续》)及其注疏，经牛先生研究为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在研究《本续》期间，牛先生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他说：“人事上的纠葛对我一度影响很大。在我们今天这个官本位的环境下，你不会‘来事’，领导就不喜欢你，你的日子就不好过。比如拜寺沟方塔发掘后，我整理出文物，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上。那时我已经六十岁了，按照当时的政策，具有研究员资格的人，是可以继续留任工作的，起码还可以再干五年。但是因为得罪了领导，人家还是卡着我的生日给办了退休手续。我曾向上级领导反映，希望能把方塔文书研究的工作进行下去。但是，尽管有的领导也很同情你，也给下面打了招呼，还是无济于事，这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县官不如现管’的厉害。也深感即使是一个基层小单位，第一把手也是权力无限，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要整谁是没商量的。这种状况，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人身依附关系。一些人像奴才一样，跟在领导屁股后面，而以获得一点施舍为满足；而另一些稍有不同意见者，则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第411-412页)牛先生本来欲托语言学家黄振华(1930-2003)帮助翻译《本续》，也因故未能实现，这件事遂成为牛先生“在《本续》研究中的最大遗憾，也是终身难以忘怀的遗憾”(第412页)。牛先生在谈到自己未来的写作计划时说过：“……拜寺口(按：应作“沟”)方塔是与一个重大的发现，即西夏活字印刷联系在一起的……能否把这次发掘和研究的过程，以及相关的人和事，用一种轻松的笔调写出来呢！”(第414页)我们很希望牛先生能把他发掘拜寺沟方塔以及研究工作受到某上级领导阻挠的经历写出来，越详细越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