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过得真快，到今年11月，施蛰存先生已故去十年了。施先生弟子沈建中正好编撰成煌煌126万字的《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可说是对施先生一种深切的怀念。这两厚册书，像两块沉甸甸的砖头，施先生活了近百岁，身经二十世纪各个重大历史时期，确实，这么厚才当得起他漫长的世纪人生。《事录》共1600多页，一读之下，比近年诸如梁启超、黄永年等人的“年谱长编”、“编年事辑”，似乎要完备。作为弟子，作者的条件得天独厚，可以亲炙老人，拿到第一手材料。据作者后记称写了“整整十六年”，那应该在施先生生前已经动笔，最初应该得到过先生许多指点。同时，作者也下了苦功，以编年为体，不仅把施先生几乎所有涉及身世经历的文章、日记统统编入，还在流通不广的杂志上，钩沉出多篇施先生早年用各色笔名撰写的鸳鸯蝴蝶派风格的少作。施先生一生交游广泛，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知名的新文学作家都和他有过交往，作者查阅了如鲁迅、周作人、茅盾、沈从文、郑振铎、戴望舒、朱光潜、朱自清、启功、浦江清、刘呐鸥、吕叔湘、向达、季羡林、徐中玉、许杰等等，近百位与施先生有过交往的师友、学生已发表的日记、书信、年谱和回忆文章。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搜罗了一大批尚未公开发表的施先生往来书信和资料。近年施先生身后大量书信流散到京沪各大拍场以及旧书网站，图录介绍上所登大多并不完整，但作者耐心地一一将之录成文字，有的首尾不全，有的时间模糊，他都在其后注明“市肆影件，所见不全，录此待考”字样，以存其真，极为珍贵。 此书堪称迄今为止内容最为详实的施蛰存“传记”。虽书名标为“编年事录”，其实是一种别样的“传记”。施蛰存几乎是与二十世纪同龄的老人，文学涉猎面又极广，与鲁迅论战等重大事件的评价众说纷纭，要为之写传，实在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然而，作者治“传”所选取的角度极为巧妙，只罗列，不评论，实录当事人的相关文字，不加作者的个人评论，让资料自己说话。比如1933年围绕施蛰存向年轻人推荐《庄子》、《文选》而引发与鲁迅的著名论战，让他倒了半辈子霉，作者用近二十页的篇幅照实记录了几乎所有发表的往来文字，来龙去脉尽收眼底。除了收进鲁迅和施蛰存一来一往近十次公开发表在《申报》、《大晚报》等处的文章片段，双方和别人说到此事的多封信件，还搜罗了茅盾、曹聚仁、陈子展等人十余篇助战文章，更找到当时的小报如《出版消息》等等从第三方角度的评论，还原了当时整个文坛生态，让读者自己在对比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虽是罗列，但某些细节也别见作者取舍的苦心。如施蛰存在《〈庄子〉与〈文选〉》一文中在推荐书目旁“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事录》第237页)，这注脚提醒我们施先生的推荐有其划定的范围，之后双方论战、多人助战似乎有扩大化之嫌。另外作者还他处列出郭沫若1941年发表的一段杂感，颇堪玩味：“我在日本初读的时候，感觉着鲁迅颇受庄子的影响，在最近的复读上，这感觉又加深了一层。因为鲁迅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辞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庄子的反映。”(《事录》第473页)郭是论战的局外人，这段文字多少反映出旁观者的评价。 全书虽是施先生的个人“传记”，一个独特的个案，但却反映出一代文化人在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的艰难沉浮，翻阅之下，感慨良多。三十年代编辑《现代》风生水起，四十年代辗转内地、躲避轰炸、颠沛流离，五十年代反右时“疏忽大意”铸成大错等等，这几段尤为惊心动魄，耐人寻味。正如施先生说的：“我实在坐过一叶小舟在这许多惨绝人寰的乱滩中平安浮过。”(第1643页)在风云变幻之际，更突显出施先生独特的风骨，借用陈寅恪先生的一句名言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施先生完全当得起。他之所以在三十年代编《现代》杂志时声名鹊起，可以从他为杂志写的“宣言”中看出他的坚持：“《现代》是普通的文学杂志，不是狭义的同人刊物；又申明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希望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合适的贡献。”几经磨难之后，到2000年他依然故我，他在接受台湾作家采访时说：“我认为文学不应该有人为的主流。中国的政治家规画了写实主义为主流，我们这些就是旁流、支流、逆流；既然说是要百家争鸣，为什么要人为划分，让一朵花来做主角？……我深知政治迫害在我们身上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我一直深知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我也不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但是必须作家出诸自愿。”(第1333页)两者放在一起读，倒是可以读出些别样的滋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