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部书是我的一次学术实验。这场犹如“马拉松式”的实验，自闻听发令枪响，起跑出发，一路绝尘，直至发起冲刺，撞过红色栏线到达终点，整整十六年！今天，在淋漓汗水之中回味途中甘苦，仍感意犹未尽——就在书稿出校样时还在不断补充新发现的资料——若要坚持跑下去，恐怕杀青无日，于是借为纪念先生故去十年的由头而谋求成帙。这部书也是我的一个学历。早在三十七岁那年踏上编撰之路，至今已是实足五十三岁了。回想编书初衷，无非是让自己有一个安心学习、系统读书的动力，随着时光的推移，编撰的深入，渐渐感到乐在其中，反倒成了打发日子的一种方式，做了一个晨写暮录的“文抄公”（当然，如何“抄”法也是各有会心的）。如斯长年累月，铢积寸累，“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模仿胡适先生语）。我乐此不疲地频繁出入图书馆，查阅各个历史时期的旧报旧刊以及相关文献史料，把见到散落的点点滴滴串连成线、摭拾成文，有时甚至似“侦探”一般考索。但有一个原则始终坚守：于“资料”决不强求，顺其自然，得失都觉得是种缘分，对文本并无轻重利害之虞。总之，整个编撰过程，对于我自己的意义不啻是享受学问的过程，尽管过程甘苦冷暖自知，但认识不断提高，理解亦逐步加深了，私心为乐。 本书付梓在即，我自问：连在先生门下做学生的资格都没有而竟敢编撰呢？ 想到先生从前主编《现代》发表“宣言”时谈到：《现代》是普通的文学杂志，不是狭义的同人杂志；又申明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希望得到中国全体作家的协助，给全体的文学嗜好者一个适合的贡献，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云云。 又想到《现代》甫一创刊，两期连载至交戴望舒译作，第三期先生即“第一要声明的，就是我已大胆把《西班牙的一小时》停止刊载了。关于这部散文，无论看原作或译文，都是第一流的文艺物，但是究竟因为全书有六七万字，在一个杂志上刊载一部长篇的散文译稿，终觉不十分好，所以已商得译者的同意，自本期起停止了”。 还知道先生弟子张文江毕业后随侍潘雨廷先生问学，不遗余力地整理了潘氏大量著述，写作了《钱锺书传》《管锥编读解》，先生不但不以为忤，而且赞赏有加。记得一次去华东医院探望先生巧遇文江君，他与我谈起这些事，对先生的豁达宽厚充满了感激之情。甚至记得先生对我的拙劣愚钝从不呵斥讥嘲，这多少也“助长”了我的“自以为是”，遂至“忘乎所以”，不揣浅陋，而成是编。 先生数十年沉潜书斋校园，毕生打开了名闻遐迩的创作治学“四窗”，1988年先生对言昭谈到：“东窗指的是东方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西窗指的是西洋文学的翻译工作，南窗是指文艺创作。我是南方人，创作中有楚文化的传统，故称南窗。还有，近几十年来我其他事情干不成，把兴趣转到金石碑版，这就又开出一面北窗，它是冷门学问。”可见所走的道路与他的早年伙伴们迥然不同，既不同戴望舒，也不像杜衡，更不似穆时英、刘呐鸥。每念及此，总会想起先生说过：“我实在坐过一叶小舟在这许多险绝人寰的乱滩中平安浮过。”故虽仰望先生而已，总还想能走近些，或许能有一种更为贴近的观察视角。这部书如能在纪念这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同时，绘出其近百年的生命与学术轨迹，意义自然更大一些。 这部书的编撰，先后得到五十余位前辈、老师、学友、多家图书馆馆员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三编辑室各位先生的鼓励帮助，恕我在此不一一鸣谢而铭记心中。但我却忍不住要提到施门弟子陈文华教授、王兴康社长，始终密切关怀我的编撰进程，如果没有他们的指导、帮助和督促，这部书确实很难完成。同时，承蒙学界泰斗张充和、饶宗颐先生题签，美国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赐序、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在此一并敬致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