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对尺牍文献的评论与研究主要有三个取向：一为文体论，二为文学史，三为书法史。而尺牍的文献内容作为一种文本资料，任何研究均可从中引征，为己所用，其研究可归之于各自探讨的范围。 中国古代文体论可溯至先秦，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才有较系统的文体论著作产生。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个单篇的文体论，其中已有片言涉及对尺牍的评论。当刘勰的文体论巨著出现后，尺牍作为文体的理论才初步建立起来，在《文心雕龙·书记》中，刘勰对尺牍的文体特征作了概括：“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此后，对尺牍文体历代均有各种评论，抑扬不一，对其文体地位、特征、归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中国古代虽未有全面的尺牍研究专著产生，但在文人学者的著作中时有讨论。按照我国唐之后选文基本采取按体编排，依类选文的传统，尺牍类选本的序跋例言最集中地代表了编者对尺牍研究的心得，这些文章具有尺牍文献学的学术价值，藉此可深入研究中国尺牍文献学理论，是有待深入探讨的学术资源。 尺牍的文学研究是人们最关注的一个方面。自古以来，许多传之千古、脍炙人口的名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佳作。尺牍作为一种“双人文体”，是两人之间的直抒胸臆之作，文字情真意切，自然洒脱，具有文学的审美性。尺牍文学特性的成熟与该文体的独立和自觉密切相关，从魏晋南北朝至今，人们普遍将尺牍文献归于文学之列，在传统目录学中，归类于集部之下。尺牍写作在文学形式上除散文外，还有骈文，或骈散结合，或以诗词作书。历代选编出版的尺牍类文集，也多以鉴赏名家尺牍之作为标准。在现代所著中国文学史中，尺牍有其一席之地，并有《中国尺牍文学史》专著问世，结合其他尺牍专题文学研究论著，中国尺牍文学的概貌已初步显现于文学史。 尺牍在书法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其对象分为两部分，一是历代刻帖，二是尺牍书法。众所周知，古代刻帖的主要目的在于鉴赏名人书法手迹，刻帖在保存和传播优秀书法作品方面厥功至伟，帖中所选书法作品保留了许多名家的尺牍。因此，帖不独具有公认的书法价值，还有被忽视的文献价值。帖学研究是我国一大显学，历代著述，高论不绝，但对其中的尺牍研究还需深入，特别是明清刻帖中的尺牍文献状况。尺牍原件历来被人视为墨宝而收藏。作为书法资料，其研究与影印出版也是佳作不断，成果斐然。因此，结合尺牍的书法史研究，从中可发掘出一批可作文献辑佚的尺牍文本资料，而不是单纯地视之为书法作品。如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藏《绍兴米帖》残卷中所收十三篇尺牍均为米芾佚文，藏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英光堂帖》残本也有近四十篇尺牍为米芾佚文，均为《全宋文》失收。帖中尺牍文献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在尺牍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历代尺牍文献的整理成果可谓连篇累牍。但由于尺牍写作动机并不以刊布为目的，致使具有隐匿性和易失性特点，实际传世的尺牍只是原来创作中的小部分，显得尤为珍贵。因此，整理搜集尺牍自宋以来，古刻鸿音，锦书荟印，代代刊布不绝。因尺牍书体各异，工草不一，趍录整理之中时有衍脱误认和无法辨识的情况，若未见原件或影印手迹，其差错难以校勘。如《颜氏家藏尺牍》有潘仕成《海山仙馆丛书》整理本，“然其书释文未精，鱼豕多讹”，经上海图书馆重新“订其文字，正其讹误”，推出了新式标点本。整理书信若传抄或编辑不当，也会出现错误。如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中有两封鲁迅致许寿裳的信被颠倒误植。所以，尺牍的整理不仅是文字处理的困难，其年代的考订也是公认的难题，古今许多尺牍没有明确的时间标注，需整理与引用者从内容与作者生平方面斟酌判定。总之，尺牍文献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不断深入认识尺牍的文体发展规律与特征，通过辨伪、考订、校勘等方法，从多学科揭示和整理尺牍文本，发挥尺牍文献的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