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近现代，随着学术的发展，尺牍成为重要的研究资料，人们对其辨伪日益重视，但发现的伪作层出不穷。中国文献造伪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主观动机，既有经济利益，也有政治目的。众所周知，太平天国历史文献伪作众多是困扰学者研究的一大难题，学者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精力辨别史料的真伪。罗尔纲自一九三四年秋天起在《大公报》“图书副刊”上撰写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问题文章，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他总结了同时代人和后人作伪的原因各有六种情况。例如一八六二年，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率军从各路围攻太平军时，清廷的浙江官员把一封伪造的《侍王李世贤密札》散布于社会，借李世贤之口宣传清军的强大，制造舆论以配合其军事进攻，以此扰乱太平军的军心。此外，对于石达开出走后影响很大的《天王赐石达开诏》和《石达开报天王书》两封洪秀全与石达开的通信也是伪作。在上海图书馆所藏尺牍中，我们曾检出一通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书信，在二〇一一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一百六十周年前夕，我们请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专家和上海近代史学家共同鉴定，经从书法、印章、史事三个角度辨伪，判定为伪作。 名人尺牍因其特有的收藏价值备受人们的关注，其蕴涵的经济价值使造伪者利令智昏，混淆视听。如南京有人“专事晚清名人手札的作伪，并以此为业”。所以历代尺牍作伪以晚淸名人受害最烈，不论原件和出版物，均须以辨伪的眼光予以审视。现以家书为例。一九一二年，共和书局排印出版了《李鸿章家书》，首次公开了李鸿章的九十封家书，之后多次出版，甚至台湾文海出版社也将此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流传颇广。但经学者考证，其中有篇伪作。近代名人尺牍具有较多的阅读受众，是出版商乐于出版的读物，但误收伪作令常人难辨是非。因此，近代名人尺牍的辨伪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范围。如一九三六年广益书局出版的《清代四名人家书》，不仅有李鸿章的伪作书信，也有林则徐的伪作书信，常为史学家误认为信史而引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中央书店出版的《张之洞家书》曾被后人编入多种家书文集中出版，经考证也是伪作。近年来，家书读物盛行书市，但一些编者和出版社并未作认真的辨伪工作，只是简单地编排翻印民国时期的名人尺牍图书，致使谬误广传。 当代书信的辨伪也不容忽视。关于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真伪问题曾是文坛一大引人注目的公案，郭沫若的秘书王戎笙曾写有《郭沫若书信书法辨伪》一书专论此事。二〇一三年的北京文物拍卖中，杨绛反对拍卖钱锺书书信是一个广受热议的文化事件，由此而引申出钱锺书、杨绛致魏同贤的信“全系伪造”的新闻。 从文献特点而言，尺牍较之书籍作伪更易，数量更多。因此，尺牍的辨伪需要从流传与来源、书写特征与纸张、文笔风格、信札内容、致受双方的情况等多方面予以鉴定。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