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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整理取决于该类型文献存世的状况和人们对此价值的认识。在“书介弥盛”的春秋时期，尺牍并未得到有效保存，见之于文献记载的数量十分有限。在汉代，虽然尺牍创作日渐普遍，但还未对尺牍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文学的空前繁荣，纸张使用渐广，书写媒介的转变促进了尺牍的应用性与文学性发展，文献的社会价值日益得到体现，其独立文体的确立为建构尺牍文献整理创造了基础。刘勰是我国古代最早从文体论的角度论述尺牍文献流变与时代特征的学者，在《文心雕龙》中已将尺牍归入“书记”类，形成了早期的尺牍文献类目概念。在中国古代最早的文章总集《文选》中，尺牍的分类更加精细。在该书所列赋、诗、骚、诏、册、令等三十八类文章中，有“书”为尺牍专类，其他如表、上书、启、笺、奏记中也有与尺牍相同或相类的文章。萧统的《文选》编纂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分类体系的初步建立，在中国古代总集目录中首创尺牍文献专类，为后世的尺牍编纂创立了体例。之后，我国历代编辑的文选类读物中，尺牍成为一种常见的类别。如宋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收录宋代的表、笺、启、状、制诰、奏状、奏札、万言书、书、札子、迭幅、慰书等各类文体近四十种，尺牍与之并列。在后世影响很大的姚鼐《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中，尺牍也成为必选的文章，前者分为十三类，其中有“书说”类，后者分为著述门、告语门、记载门三大类，在告语门下有“书牍类”，并注明：“同辈相告者……后世曰书、曰启、曰移、曰牍、曰简、曰刀笔、曰帖，皆是。”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曾祺编《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所列“书牍类”，细分为十四目：曰书、曰上书、曰简、曰札、曰帖、曰札子、曰奏记、曰状、曰笺、曰启、曰亲书、曰移、曰揭，其余为附录。可见，尺牍因致受双方的身份不同和功用的差异，名目多样，取舍不一。 尺牍收入别集约在唐宋。刘禹锡的《刘宾客文集》中有书、启之文，《欧阳文忠公集》将尺牍类分为“书启”和“书简”类。编为个人尺牍专集则始于北宋，《宋史·艺文志》载有《范文正公尺牍》、《黄山谷书尺》。南宋时出现了汇集同人或师友的尺牍总集，《宋史·艺文志》载有《谢逸溪堂师友尺牍》。此外，首部以刻帖形式汇编尺牍的丛帖《凤墅帖》也诞生于南宋，此帖保留了一代名人的书法手迹，成为一部弥足珍贵的尺牍文献集。 明清以降，尺牍文献的编辑刊刻渐成风气，尺牍选本层出不穷，明末清初之际还出现征集尺牍编选出版的情景，如周亮工为编《尺牍新钞》、《藏弆》、《结邻》，三征尺牍，乐此不疲。清代尺牍的存世剧增，为原件的收藏汇集创造了条件，现今存世的古代尺牍主要为清中期之后的产物。 因此，在目录史上，从明代起出现了尺牍类目。如《百川书志》的集部之下有“启札”类，清姚际恒《好古堂书目》集部下设“尺牍”类。群书书目中设立“尺牍”类目正是尺牍文献数量不断增长，目录学家对其文献地位重视的反映。 在中国古代目录中尺牍的归属以集部别集为主，后世目录也多遵循此例。上海图书馆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在集部总集类下列有“尺牍之属”，收录了三十九种总集和专集，另在别集中著录了一批尺牍文集。 三 中国尺牍文献的存世全赖实物原件和刻印两种主要形式。前者作为一手材料，其文献流传特征一是原物递藏，代代相传，二是考古发现，偶有所获；后者作为二次文献，其文献的传播特点一是刻石传拓，手迹传真，二是雕版印刷，存世深广。前者具有唯一性，后者具有复数性。虽然形式不同，但其文献价值的本质是相同的，皆为一种具有信息内涵的文本，可资后人研究利用。但历代文献的产生与传播均有伪作篡改现象，因此，尺牍文献的辨伪自古至今也是人们的关注对象。 清代辨伪学家姚际恒在其所著《古今伪书考》序中说：“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文献辨伪不独辨古书，单篇文章与尺牍也属其范围。在《文选》卷四十一中，萧统收录了《李少卿答苏武书》，对于这通尺牍名篇，自唐以来一直聚讼纷纭。刘知畿在《史通》中指出该文“词彩壮丽，音句流靡。观其文体，不类西汉人，殆后来所为，假称陵作也”。宋代苏轼也称其“辞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作”。后代钱大昕、翁方纲、黄侃等皆曰此信为伪作，所据均是从它的文体风格不同于西汉时期的主流文风方面予以判断。也有学者从李陵与苏武之间所通信件的文本分析与史事考证入手判定：“《李答书》为伪说成立……产生于西元前五十四年之后。”对此文的争论近年时有文章发表，成为尺牍辨伪研究的一个著名例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