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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来了，给他验血，挂点滴，不停地问晖：“你叫什么名字?你在哪里?” 张晖一张嘴，竟吐出一大口鲜血来。 “扶住他，不要倒，会呛的。”护士命令我。 我一边哭，一边拼命扶住晖。护工大哥跟我换了个位置，他抵住晖。我走到前面去扶住那些乱七八糟的管子。 晖一大口一大口地吐血出来，他虚弱极了，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似乎听到了我和护士刚才的说话，他对我说：“我听不懂你们说什么。” “别怕，宝宝，医生来救我们了。”此刻，我已经泣不成声了。 “马上推重症监护。”可能是医生的声音。我看着张晖被一群医护人员拥进另一间大病房。 在重症监护病房，我开始不停地签病危通知书，每签一张，就飞奔着去买药。现在大厅里没有人了，只有我在奔跑着买药。我把药拿来了，一瓶又一瓶;医生也来了，一个又一个。然而，他们都对我摇头，每一个都对我摇头。张晖的腿僵直得像铁，浑身打颤，体温迅速下降。他完全没有意识了，不回应我的呼喊，血不住地从他的嘴里流出来。医生说，他在大出血，头部也出血，任何的移动对他都非常危险，除了打点止血的药进他的身体，医生什么也不能做。 好不容易，张晖安静下来，其实是昏迷得更深了。医生准许我们去做CT。等了一会儿，结果出来了：弥散性脑出血，已经形成脑疝。颅内压过高，压迫中枢神经，呼吸衰竭。如果不插呼吸机，四十分钟内就会死亡。但上呼吸机，会造成口腔喉咙内的创伤。 “可以做开颅手术吗?”我问医生。 “他是白血病，血小板太低，开颅无法止血，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医生答。 “那么如果可以熬过去呢?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植物人。” “植物人的机会有多大?” “我没有遇到过成功的病例。” “如果我坚持手术呢?” “那你马上把所有家人叫来，准备见最后一面。” “可是他的父母都在上海啊。” “那恐怕……”医生为难地看着我。 如果一切都是注定，那么，我哭有何用呢? 我意识到必须给张晖的父母打电话。他们刚刚带着贞观从北京回到崇明，还不到两个星期。我对奶奶(晖的母亲)说：“妈，晖病了，很重，在住院。你们带贞观马上来，今天就走。”奶奶在电话里立刻哭起来，爷爷的声音也慌了，他们没有问更多，似乎都知道了似的，说马上来。 上呼吸机以后，张晖的心跳变得很稳定。我看着张晖安静地躺在那里，但我明白，他正一点点地离开我。他很烫，好像一个燃烧的火把一样。医生说，他的中枢神经在发烧，温度降不下来的。我看着药水一瓶一瓶地注入晖的体内，我们都在等，等他的父母，等那个最后的时刻，我再也没有力气跑着去取药了。深夜的大厅里空无一人，只有我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过去，领回一包无用的水。我所延长的，并不是晖的生命，而是他的死亡，为了尽他人子、人父的责任。 爷爷奶奶不停地有电话来,他们被阻在了上海虹桥。所有的飞机和火车都没有了,他们最快明天中午才能到。张晖还要再挨12个小时。我看着重症病房里其他的病人，他们中的垂危者，大部分都好老好老了，他们真幸运，那么老了，还很耐烦地和病魔纠缠着不肯走。而晖，在今夜的这些人中是最年轻的一个，不停地有人在我耳边说：“真可惜。这么年轻。”他最年轻，性子最急，他不耐烦了，所以他走得最快。 已过午夜，我忽然发现，在张晖的最后一个月里，他只是对他的病一无所知，但似乎已经预感到他的死。一天，他突然把他所出的书都摆出来，摩挲着说：“什么时候出全集呢?”又一天，我们一起散步，突然看见夜空里升起一只孔明灯，晖说：“这是引领灵魂的灯。”再一晚，北京一夜大风，吹散连日雾霾。晖站在窗前，突然指着西山八大处的山顶，说那里有连成片的灯光，轮廓好似佛像。他对我说：“看，那里有佛光。” 我现在还记得，我们的最后一个夏天，在旧房子里，当我们完成《无声无光集》的《自序》时，他脸上的落寞与欢喜。他是那么爱那最后几句话： “在嘈杂的市声与闪烁的霓虹中，面对无声无光的石塔，我日复一日地读书写作，只为辑录文字世界中的吉光片羽。……正是书中这些有声有光的人与文，陪我度过了无声无光的夜与昼。” 于是，这本原来叫作《卤煮集》的小书，最后被他命名为“无声无光集”。“这会是我写的第一本畅销书吗?”他很期待地看着我。当时，我们被文字表面的魅力魇住了，一点也没有想到这几个字背后潜藏的幽暗力量。 如果说，一切皆为谶语，一切皆为注定，那么，我还能怎样?只有接受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