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建元未久，即有不少省份的前清方志编修机构改换名称，开始筹备编修各地方志。自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十年间，南京国民政府继续修志工作。1928年10月，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古应芬即建议各省、各县开始修志。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内政部和各省、特别市政府，要求各自设置通志馆，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开始在全国推进。收到国民政府内政部下发的《修志事例概要》后，上海特别市政府市政会议于1930年1月决定设立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由市教育局局长陈德徵、市府参事唐乃康、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作为委员负责“筹备市通志馆事宜”。1931年4月，上海市政府宣布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改组，特聘汤济沧、赵正平、瞿宣颖等三人为专任委员，具体负责筹备工作。 实际上，1931年初，时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兼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的邵力子已经与当时投闲置散的南社旧友、国民党左派元老柳亚子联系，动员他出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1932年1月26日，上海市市长发布训令，宣布聘定柳亚子、朱少屏为上海市通志馆正、副馆长。1932年7月14日，筹备了两年半之久的上海市通志馆正式宣告成立。 从上海市通志馆成立到1937年11月中止期间，柳亚子、朱少屏、徐蔚南等人对通志馆的发展和《上海市通志》稿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后改名弃疾，字稼轩，号亚子。江苏吴江人。早年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参与创办并主持“南社”。民国后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四·一二”事变后，因反对“清共”和专制独裁被通缉，亡走日本。1928年回国。1932年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1948年与宋庆龄在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秘书长。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 柳亚子对上海市通志馆和《上海市通志》的编纂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坚持爱国主义和民主立场，对于《上海市通志》的编纂原则、指导思想、体例结构一直到文字的校勘，事无巨细，一一躬亲，尤其难得的是，在基本指导思想和编纂原则方面，柳亚子始终坚持和贯彻了正确的观点，并且得到通志馆编纂人员的拥护和社会的认同。柳亚子离开通志馆之后，虽然不再过问馆务，但仍然时常关心通志馆的工作，在通志馆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往往倾尽全力，施以援手。抗日战争胜利后，通志馆复馆时，他写信给馆长胡朴安，要求对为国捐躯的烈士朱少屏的遗属予以照顾。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文献委员会一度归属难定，柳亚子多次给有关方面写信，就人员和机构的安排问题沟通斡旋。在柳亚子的领导和影响下，上海市通志馆形成爱国、民主、开明的传统。抗日战争胜利后，继任馆长胡朴安在复馆后出版的第一部《上海市年鉴：民国三十五年》“序”中，把柳亚子尊为上海市年鉴的开创者，以柳亚子的继任者自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有关部门评价通志馆：“从开馆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五年多的时期内，工作人员以反帝反封建的观点，写成了通志中的‘上海沿革编’、‘公共租界编’、‘法租界编’三编及外交、金融事业、社会事业等初稿十二编。……日寇投降，上海市通志馆得在十一月间宣告复馆，工作人员仍本过去的计划以继续编纂上海市通志。”蒯斯曛（原名蒯世勋）后来回忆：“柳亚子先生亲自看稿、提意见，告诫编写人员要站稳民族立场，要掌握丰富的史料，让历史事实说话，切勿丧失立场，或主观臆断，空发议论，他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给了我深刻的教育。” 朱少屏（1881-1942），名葆康。上海人。柳亚子的“南社”挚友。1905年在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前后积极办报办学，宣传反清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受邀任孙中山总统秘书。曾任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馆领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朱少屏等中国外交官拒绝与日本占领军合作，1942年4月被日军集体杀害。 在担任上海市通志馆副馆长期间，朱少屏是柳亚子主要的助手。柳亚子曾经表示：“朱少屏兄是出名的‘上海通’，又是我三十年的老朋友，请他帮忙我一切的一切，便什么都顺利了。” 朱少屏与柳亚子以及通志馆的编修骨干一起，确定了《上海市通志》的假定篇目和基本编纂原则；又发挥熟悉上海情况的优势，联系各使领馆、报刊杂志，提供资料线索，为资料的征集和保障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