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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之洞档案”可以看出，康有为对陈宝箴在湖南变法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变化，最开始他赞赏陈宝箴聘请梁启超到湖南讲学，到后来张之洞、陈宝箴排斥梁启超派在湖南的政治活动，康有为转而对陈宝箴变法持批评态度，再到变法失败流亡海外，康有为派又转而对遭遇政治迫害的陈宝箴持赞誉态度，并把陈宝箴作为“吾党”同志加以宣传。康有为对陈宝箴态度的变化均取决于个人政治态势的变化，他通过丑化慈禧、塑造朝廷顽固派来达到宣传个人受难的政治形象，为了博取海外华侨的同情和捐款，他不惜出卖光绪帝，伪造光绪密诏，把他自己策划失败的“围园杀后”计划说成是光绪帝的密旨，这种下流的手段堪称他经营革命事业的一绝。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之后不但没有穷困潦倒，反而变成大富翁，很大程度上也是他这种善于做生意的才能的结果，他带领全党下海经商，拉拢同情他政治遭遇的华侨，利用侨乡优势，合伙经营报业、出版(科举考试教辅教材)等，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政治对于康有为来说也更像是一盘大生意。 甲午战败对清朝是一个巨大的改革契机，朝野内外都有改革的呼声，戊戌变法具备历史的必然性。当时清廷具备现代化知识、视野，又具有行政经验、最适合领导改革的无疑是李鸿章，但他已经背上了“卖国贼”的恶名，身败名裂的人不可能做政治领袖。李鸿章之外最适合领导改革的是张之洞，但由于种种历史的偶然性，他和大清国都错失了一次自改革的机会(详见《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茅海建先生研究到这个地方不禁慨叹“可惜不是你”！假如是张之洞入朝为相辅佐光绪帝进行变法，或许戊戌变法的结果会大大不同。张之洞、陈宝箴所代表的稳健改革派没有成为戊戌变法的主流，而康梁的乌托邦式激进改革方案却成为主流，并彻底断送了这个大好机会，这就是历史，没有“假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