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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类当时因名位不显而传本少见的前贤著述，也许恰是后世难得的有用资材，因此，能重视并发掘者，往往是那些真正懂书并有历史眼光、文献意识的藏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黄裳先生在杭州书肆偶见明初黑口本《睎颜先生诗集》残卷，“估人执以为元张翥集，余读陈序，知作者杨姓，非张翥也。告之，意颇不慊，执以为元板，索重值。余以其稀见，且有文瑞楼、振绮堂两家印记，亦不欲弃置，终买之归。检阅卷尾，方知割去两行，已非完本，意颇憾惜。后一年更游湖上，主人执一册见示，曰前书后半已于故家收得，仍留以归余，仍前一册之价。余亦不惜，而特喜其得剑合珠圆也”（《前尘梦影新录》，齐鲁书社1989年6月）。遂使此仅存孤本，得传至今。而“翥诗虽未名家，于明人著作中，亦非下乘……梁维枢《玉剑尊闻》、余淡心《东山谈苑》，皆记翥轶事，似其人深通黄老之术者”（《来燕榭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则其所作，似亦不乏可取。此集之外，另有嘉靖间包梧《白厓先生集》原刻，也是当年黄裳先生慧眼独具、沙里淘金的得意收获，因为包氏其人不仅“为文奇绝雄俊，自成一家言”，且其虽籍贯四明，而“其集并天一阁亦无著录，是真孤帙矣”。 至于那些历享声誉的明代名家之集，虽然至黄丕烈时，或已多诸本行世，但黄氏所求，仍重初刻原刊：“余藏明初人集高、杨、张、徐四家，独阙《眉庵》一种。向书估从太仓收来者，非企翱所梓，故不之取。今周香岩丈慨然以此册赠余，可云四美具矣。始得徐集于顾八愚家，次得张集于顾听玉家，次得《缶鸣集》于书肆，兹又得此，合四集于一处，其收罗不煞费苦心耶？后之读此四家诗者，弗谓原刻之易得也。”（明刻本《眉庵集》跋）此所谓“高、杨、张、徐”四家，即明初以诗文著称文坛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除高氏《缶鸣集》外，明成化间张习曾先后刻杨氏《眉庵集》、徐氏《北郭集》、张氏《静居集》，皆黑口四周双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是为三集原刊善本。傅沅叔（增湘）先生有《张习刊本明初三家集跋》（收入氏著《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评说其事： 张习字企翱，嗜刻书，多密行细字，号称精雅，为世所重……此明人集尚有高青丘之《槎轩集》，合为明初四大家，企翱为广东佥宪时所刊。高、杨、徐皆吴人，张籍浔阳，而侨居吴中，故当时称为吴中四家，以拟唐初四子焉。其搜辑之勤，详企翱诸集后跋。然历年久远，传世绝稀。余昔年在吴阊得杨氏《眉庵集》，为周香严所藏，黄荛圃手跋。董绶金同年见而悦之，强以他书易去。昨岁徐梧生遗书中闻有张刊《静居集》，急踪迹之，已为朱翼庵收得。因假归，以豫章新刊本校之，改订至二百字，始知昔人推为佳椠，良非虚悟……至万历时陈邦瞻刊本，则《静居集》改为四卷，《北郭集》改为六卷，非复张氏之旧第，其舛误正不胜纠矣。 则黄氏当年“非企翱所梓，故不之取”，似可谓“先知先觉”。 对无法觅得原刻善本者，黄氏往往留意友人所藏，借以校订自家之本。其跋旧抄本《丹崖集》曰：“此抄本《丹崖集》，余藏之箧中久矣，疑是影写本。顷访同年友于琴川，出所藏古籍相欣赏，见有黑口板天顺本《丹崖集》，遂携归手校一过。卷中空格皆墨钉，有题无诗处亦同，抄所误者可据刻本正之。行款间有与刻本殊者，当是抄所改耳。此实照写，非影写也。余于元末明初人文集，颇蓄黑口板，今此集得友人藏本，可以校正。”《丹崖集》系元末明初会稽唐肃诗文别集，有明天顺八年（1464）平湖沈琮所刊八卷本，传世极罕，今日本静嘉堂文库所存原归安陆氏皕宋楼旧藏之本，恐怕已是人间孤帙。二十年前，笔者访学东瀛，在调查日本公私所藏珍稀明人诗文集时，曾经细阅，并有详记。书为黑口黄棉纸，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前有金华宋濂洪武四年春序、九灵山人戴良序，以及洪武八年吴郡申屠衡所撰《息耒稿序》。卷端题“丹崖集卷×，会稽唐肃处敬著”。卷一赋，卷二古诗五言，卷三乐府歌行，卷四律诗七言，卷五记，卷六序，卷七箴铭，卷八题跋。后有附录，依次为《唐应奉行状》（翁好古），《翰林应奉唐君墓志铭》，金华吴沈等十二人各撰之《丹崖先生画像赞》及苏伯衡《吊唐丹崖先生文》，莱山王宥等六人之“挽章”，最末为天顺八年夏五月平湖沈琮所撰刊书后记。比照上海图书馆所藏该集旧抄本两种，一为杭州叶景葵先生旧物，书衣所题“丹崖集八卷附录一卷，景明写本，壬戌嘉平购之镜古堂”，似出叶氏之手。全书行款虽同天顺原刊，但缺宋濂、戴良二序，且间有装订错乱。另一种著录为“明抄本”，蓝丝界行，版心下有简体“淡生堂抄本”字样。除同前者一样无宋、戴二序之外，并缺附录中《吊唐丹崖先生文》及赣人曾旭、许昌滑寿、浚仪王旭三篇挽章，且其正文行款又与前者及天顺原刊略有不同，为半叶十行，行二十字，似即黄氏所谓“此实照写，非影写也”。再校文字，颇有讹误，甚至整行脱漏等，乃知天顺原刊之珍贵，非仅仅因为其传本稀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