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近代史学界，一提冷板凳、档案馆，则非茅海建先生莫属。正如张鸣所言：“近代史学界，看档案看得最多的人是谁？如果要投票的话，估计半数以上的学者会投给茅海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几乎就是茅海建第二个家，只要他没出国，也没有课，要想找他，直接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是，他肯定在那儿。如果人家大年三十不放假，他可能也会去。即使在家过年，他的大半时间也是在啃那些从馆里复制来的档案。”面对这样一个冷板凳将军、档案馆杀手，你不佩服行吗？而且这种佩服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那可是一本一本的著作积累起来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戊戌变法史事考》、《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可以说，每一本著作的背后，都意味着穷尽一切可能手段的资料的考证，和无法量化的泡档案馆的心血。 正是出于对这种痴迷与专业的敬重，我对茅海建先生考证出来的史事，几近达到了盲从的地步。在拙著《真假袁世凯辨别》中，论述到袁世凯是否在慈禧太后训政前告过密，我的观点当然是没有。可是为了加强自己的观点，我扯大旗、拉虎皮，扯拉出了茅海建先生。说，据茅海建先生考证与推理，袁世凯训政之前没有告密，并且还画蛇添足地额外附了这么一句：“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方面即使盲目相信茅先生，也不会错到哪里去的。茅先生推崇台湾的黄彰健先生，而我推崇茅先生。” 现在，茅海建先生又一本考证巨著：《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摆到了我面前，除了焚香拜读，还有什么可说的？ 众所周知，有关戊戌变法，我们一直主要依靠的是康梁留下的史料。按茅海建先生的说法，诸多学者对之进行多次辨伪识真，建立起了所谓的历史“正面”，但是“张之洞档案”，却又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另面”。先生说，“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对于阅读历史的读者来说，由于史料的保存多有缺憾，能够阅读到历史的‘正面’同时又阅读到历史的‘另面’的机会并不多。这是我的一种幸运。” 按我一贯的感觉，康梁中心视角，那是坑人没商量的。茅海建先生如何煞费苦心地考证康有为《我史》的，我就不说了；康有为让袁世凯替他背黑锅，事后和梁启超如何订攻守同盟，对外编瞎话的，我也不说了。我想说的仅是，康有为这个人的人格，是绝对不能信的。就连茅海建先生这样的考据大王，都害怕康有为，说：“康有为的言论多有夸张自扬之处，须得处处小心。”茅海建先生佩服的黄彰健先生也说，康有为最懂得“文与而实不与”和“时措之宜”、“与时俱进”等等。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雪珥直接认定，康有为这个人的政治品格相当“三鹿”，而且“无论政治上争权还是经济上的夺利，均开创中国近代史不择手段的先河”。一句话，你康有为不是喜欢抡瞎话么？你革命主流话语不是喜欢拿康有为的说辞当历史审判台上的证据么？一物降一物，多亏我们有茅海建！ 张之洞、陈宝箴集团乃是当时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也是最主张革新的团体。从茅先生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发现，张之洞集团以及当时主要政治人物，对康梁所持的态度是排斥甚至敌对的，康梁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是相当孤立的。这，既可以让我们多维地了解变法全过程的诸多面相，并可大体推测康梁一派的改革前景。一句话，失败应该是必然的，而康有为这样的书生误国，也是应该谴责的。 不只是戊戌变法史研究，事实上我们大陆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有倾向宏大叙事的毛病，虽然也有学者很注重细节化的历史研究，但是像茅先生这样比拾废品的老太扒垃圾箱还要一丝不苟的，则是学者中的异数。这种扒弄，让我们看到了很多高层政治机密、潜规则及政治运作的套路。 比如维新的关键时刻，张之洞这样的老狐狸并不愿意进京，深怕老太后或者光绪相中他，留京进总理衙门或者军机处。一般同僚，甚至亲信下属，都可能以留京为荣，但张之洞没有那么幼稚。先是听闻袁世凯面圣时要推荐自己进京，吓得张之洞赶紧给驻京办代表密电：快点替我拦住，本人“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后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也巴不得老张能进京，以至于老张不得不给对方说实话：“在外所办虽系一枝一节之事，然尚有一枝一节可办耳。” 比如老张的办报理念，他专门指示湖南方面，报馆写文章的，如果特别胆大骇俗，“似可藏之箧衍，存诸私集，勿入报章”云云。颇让我想起，现在的学校领导给我们学者的要求：“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一句话，你可以研究，你可以自由思想自由表达，但是不要对外说嘛，说了就是你的不是了。与张大吏何其相似乃尔！ 比如驻京办这样的人事机构，在大清王朝时就有了，只不过名称与设置与现在有些形式方面的不同而已。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不只在北京设有诸多“坐京”——他的儿子张权、侄子张检与张彬、亲信杨锐等，就都充当了他的驻京办人员，就是在天津与上海，也有他的内线。张之洞对他们，不但月有供钱，就是拍发密电的经费，也都给报销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