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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侵扰上海，前后共有四年，乡兵客兵络绎不绝来上海平倭寇。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即1534年2月，城墙新筑才两个月，大群倭寇就沿着太仓苏州一线杀到松江。2月19日，倭寇由萧显为首驾大船率众200余，突入吴淞。当时，黄浦江东岸有崇明水兵40余人，遭遇战首先在黄浦江上打了起来。这场水战，官军败下阵来，还有一艘船被倭寇俘虏，一船官兵系数被扔进了黄浦江。官兵只好靠着并不牢固的新城墙防守。新城墙完工两个月，有好几处已塌方，官兵在塌方处用火枪狙击倭寇，居然也挡住了。围困持续到3月9日，倭寇才退去。官军以为可以乘胜追击，但这些官军真遇上倭寇，没干上就溃败了，统领刘东阳还被打死。还好这个时候，民兵300余人和少林僧80人赶来，以及浙江巡抚王抒遣参将卢镗率兵二千人从海上过来增援，这才把倭寇击溃。有意思的是，根据《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一册）》描述，每次与倭寇作战，上海当地尤其是来自法华寺一带各寺庙少林僧兵都会帮助抗倭。法华寺位于现在的法华镇路一带。 1544年，几乎每月都有土匪倭寇来上海城骚扰，《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一册）》完整记录了当年每个月倭寇来犯情形。有意思的是，现在的浦东不少地界，为土匪倭寇的据点。倭寇的老巢位于现在浦东新场、下沙、川沙等地。当时官兵作战能力很差，对土匪倭寇并无胜算。这一年，把倭寇土匪打败的是在上海海边制盐的盐丁，这些人最能打仗。1555年，倭寇还是像上一年猖獗，上海的地方官兵疲于奔命于平倭寇，前来平倭寇的官兵甚至有来自广西的少数民族军队。而最后平定倭寇是在1556年，总兵俞大猷率水兵在7月溃败倭寇，从此，倭寇不再骚扰上海城。俞大猷为明朝著名军事家，他所率的俞家军和戚继光的戚家军是当时抗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 倭匪平息，上海城内继续繁荣，成为江南重要贸易港口。在经过了明清交替期间的萧瑟甚至饥荒之后，上海于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设置江海关，江海关系专司海舶税钞。此时的上海是商品集散地，各地物产输入，即便是洋货也很多，小东门外的洋行街就是专卖进口商品，日本产的洋花布巾，暹罗产的藤烟管，甚至是玻璃瓶装的洋酒也有了。 18—19世纪，上海最繁华的地方在东南一带，也即现在靠近十六铺一代，因为靠黄浦江，交通便利，各地来沪，各个会馆也都在那。会馆都是做海上生意，所以在南宋时就在小东门外建了天后宫。每年阴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生日，便是灯市，从大南门外大街直接南门和小东门的洋行街，以及江海大关的南北，绵延数里，都高搭彩棚，悬灯不断。各家店铺，争奇斗胜。夜间和白天一样，彻夜游行。百里外的船只都来了，多的时候，黄浦江停了数万只船。这样热闹的街市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开始。 西方人对上海的关注始于1756年。那年，东印度公司中一个叫毕谷（Pigou）的人对当局说，上海是未来的商港。但他的建议并未引起注意。一直到1832年，英国人林赛特（Lindsay）来到了上海。上海方面禁止他入境，他于是乔装打扮坐着舢板入了黄浦江，在他眼前的是繁华的上海和拥挤的航道，他们一行人在天后宫上岸，然后还见到了知县温纶湛，要求与上海通商。温只好告诉他，上海这里已经停止了对外贸易，要求他回去。林赛特还是幸运的，第二天在天后宫见到了上海道台吴其泰，两人就通商问题争论了半个小时。这次见面并不愉快。林赛特没有立即回到广东，在上海滞留了两个礼拜，细致考察了上海。林赛特对上海的印象和考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五口通商。 1845年，经上海道同意，划定城北洋泾浜以北、李家庄以南为租界。此后美法相继在上海城的西、北、东三面划定租界。小东门至西门的城壕更成为县城和法租界的界河。从此之后，上海县城墙不仅是城与乡分界的标志，更成了华界和租界的分野。而租界的存在从此之后也成为影响上海城墙修建的一个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上海县城从此开始逐步打破了之前三百年破—修—破的因循格局。租界取代县城成为城市象征的同时，城墙日渐失去军事防卫功能，同时作为旧城市最醒目的标志物，它成了阻碍对外交往，影响地区经济和城区空间发展的障碍物。 早在1906年，就有人发起拆除城墙，当时的道台袁树勋也表示赞同，但招到一部分守旧乡绅的地址，最终没有得到同意。1907年，在无法拆除城墙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增加城门，这一变相拆城墙的建议获得同意。于是，增开了尚文、拱辰和福佑三门，再加上太平天国时代所加的障川门，一共有了10个门，但与拆城相比，还是想去甚远。 1911年上海光复，拆城声再次兴起，并提请江苏都督并沪军都督及上海民政总长：“城垣实在是障碍之物，而上海县城之外，东西北均为租界，往东则是黄浦江，上海城被这个城墙困死了，一定要拆。建议拆城墙建大马路，这样也可以跟租界连在一起。”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当时代理江苏都督庄蕴宽在回复中说，省议会议决定上海将从城改为市，该决议同意拆除，并改建为宽阔马路。得到这一批文，上海县政府会同市公所，在上海南市市政厅开始商议拆成事务，并当场组建了拆城机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