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王安忆上一部长篇小说《天香》写的是明末上海城。写这样一个450年前上海的故事，王安忆想讨要一个说法：上海靠着开埠，才从小渔村变成现在的上海——这是一个谬传。所以，王安忆在这部小说里写尽了明末上海城的繁华与热闹。有趣的是，小说开篇就写了上海“筑城记”：“嘉靖年还有一桩德政，就是筑城。三十二这一年，四至六月之间，就有五次倭寇从海上来犯，烧、杀、掠、抢，无恶不作。官绅上奏朝廷，恳请筑城，得允之后，知府立即下令，募捐集资，划界制图。一时间，拆屋献田，倾家助役。十月动工，十二月便拔地而起城池。说及时真及时，仅一个月过后，倭寇就来，碰了个钉子，悻悻然而去。三十五年，卷土重来，足足围城十七日，到底也没有得手。三十七年，崇福道院重修，立碑记抗倭事迹。白此，上海平靖。” 明末鱼龙混杂的倭寇频频骚扰上海，当时的上海人只好用城墙保卫自己，这也促成了现在上海的雏形。刚刚出版的《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一册）》叙述了上海筑城的来龙去脉，该书由柳亚子等人编写，成稿于1930年代末，但完整出版却是在80年后了。 据《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一册）》载，自元末以来，上海就屡遭倭寇侵袭，到了16世纪最为猖獗。侵袭上海的倭寇以萨摩、肥后、长门三州之人最多，这些倭寇的样子是这样的，“倭都秃头乌音，面貌黝黑，身上穿花布衣，后来也有着我国军人服装”。事实上，当时侵扰上海的倭寇成分非常复杂，从日本驾船过来的倭寇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更多所谓“倭寇”是中国人，地痞流氓、土匪和海盗。有趣的是，在《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一册）》还介绍了另外一股倭寇，他们是到上海来经商的“外番”，他们为上海人的精明所算计，经常真的血本无归，最后只好当起了盗匪劫点盘缠回家。当然账还是算在倭寇头上。 《天香》写到上海筑城是嘉靖32年，也即1533年。上海受倭寇之害最严重之时，前后有四五年之久。在1533年之前，上海并没有城墙，作为松江府下的一个县，他本身并没有权筑城，倭寇过来经常如入无人之境。上海东靠现在的黄浦江，倭寇经常从黄浦江上直接上来，据《民国上海市通志稿》记载，倭寇也可以从宝山登陆，一路南下杀向上海；也可以在现在的杭州湾登陆，安营扎寨后从南边闵行冲来。有意思的是，400年后，1937年淞沪抗战，日本侵略上海依然沿袭此路线。 1533年，上海官民都认为，上海屡屡成为倭寇的目标，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城墙，这是一座没有防御的县城。于是官民都赞成筑城。上海士绅顾从礼以民间的身份上疏希望筑城，这段上疏文字现在读来也是缩减版的上海史。疏称： “上海宋市舶司所驻之地。元至元二十九年设县治，原无城垣可守。盖一则事出草创，一则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贸易之辈，武艺素所通习，海口不敢轻犯。虽未设城，自无他患。今户六百余里，殷实家率多市，钱粮四十万余，四方辐轴，货物尤多；而县门外不过一里，即黄浦，潮势迅急，最难防御。所以嘉靖戊子年等，屡被贼劫烧杀伤地方乡官商人居民不下百余家。盖贼自海入，乘潮劫掠，如取囊中，皆由无城之故。伏望轸念钱粮之难聚，百姓之衰苦，敇二部会议，开筑城垣，以为经久可守之计，实一县公私无疆之休也。” 顾从礼，松江府青浦县崧泽人后官至光禄寺少卿，加四品服。有意思的是，这位对上海筑城有重要贡献的士绅，他的尸身至今保存在上海博物馆。1993年，顾从礼和夫人的合葬墓在今上海打浦桥斜徐路发现，两人尸体成干尸状，保存完好。 这时的松江知府叫方廉，也认筑城是保卫上海最有效方法。当年7月，上海历史上最重要的基建工程启动，官府开始“一面纠众筹议，一面征集田赋，附以库藏羡余，以充经费，随即相度基地，并命通判李国纪监工”。 此项基建工程事关上海民生，除了官府的投入，市民捐助也极多，《民国上海市通志稿（第一册）》记载了好几位殷实市民捐助城墙至赤贫的故事。首请筑城的顾从礼捐粟四千石，助筑小南门。“王相尧拆屋捐地，倾囊助役，城垣完成之日，即其从富有变为赤贫之时。” “陆深夫人梅氏捐银二千两，并毁市房数千间，更筑小东门，以便行旅，是诚巾帼中的英雄。” 10月，筑城开始。当时倭寇并没有来犯，给筑城墙一个宝贵的时间窗口。官民齐心，昼夜赶工，一座城池，居然2个月内就完成了。12月，上海城墙完工。此时，新建的上海县城墙总长9里（约4.5公里），城墙高二丈四尺（约8米）。城上有雉堞三千六百多个，敌楼两座，城墙壕沟宽6丈（约20米），深一丈七尺（约5.6米）。城门共分六处，东门名朝宗，南门名跨龙，西门名凤仪，北门名晏海，小东门名宝带，小南门名朝阳。水门只设三处，在东西的都跨在肇家浜上面，在小东门的跨在方浜上面。这些450年前的地名，比如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小东门、小南门，至今还是在使用的地理名称。跨龙成了“跨龙路”，方浜和肇家浜都已填没，但两个名字都保留了下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