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许多角度都能发现“文”与各种男性典范间的对应。有君子之“文”，相应也有美学家之“文”、享乐者之“文”、词人之“文”、花卉鉴赏者之“文”。前者反对伤感的精致，后者却并不如此。宋代的儒家和新儒家（包括哲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中从来不乏推举君子之文者，但从我们考察过的那些人及其言论中，却时常能看到对后一种文的好尚倾向（当然，也有人，如欧阳修同时具备这两种文的特点，分别体现在不同的心境和表达方式中）。但似乎没有一个现成的词能准确地归纳这种与“君子之文”相对的“后一种文”（其实包含了几种不同的“文”），这一点很麻烦。最接近的应该是“文人之文”，但“文人”一词又过于宽泛，仍不理想。或许“才子”更能代表这后一种文的好尚群体。当然，“才子”在元明清文化中有更固定的所指，但它与前代这一群体存在着很多共同点，也同样能接受男性的敏感和多情，宋代的这“后一种”文人其实可以看作是元明清“才子”的先驱。（第278—279页） 这段话概括地提示了全书“考察过的那些人及其言论”对于“士大夫”或“文人”研究的意义，而从欧阳修那样兼具“两种文”的士大夫，到偏尚“后一种文”的文人，再到元明清时代所谓的“才子”，艾朗诺描述的发展脉络是十分清晰的。 当然，除了描述外，还须揭示“转向”的原因。笼统地说，全书考察的宋人之“焦虑”及其“自辩”都旨在于是，但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艾朗诺论述这个问题时比较独特的性别视角。所谓“男性的敏感和多情”——“才子”的这种招牌性特征，在艾朗诺看来，主要是随着词在北宋士大夫社会中被接受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在第五、六章中，他从性别视角出发，对一批北宋词作的写作特点作了细微的体认。我们知道，唐五代词有替女性“代言”的习惯，男性作者因此必须去体会和形容女性的“敏感和多情”。到了北宋，词中的抒情主体一步步发生变化，晏殊词“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其叙述者性别的模糊，读者在字里行间找不出任何可以将叙述者确定为女性的细节或暗示”（第197页），与此同时的柳永词也是“言情多取男性叙述视角”（第199页），下一代晏幾道的词，“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词人脑海中女孩的形象，还有她们在他心上刻下的印记”，“晏幾道是第一个将这一主题确立为创作中心的词人”（第246页），最后还有周邦彦词，“特别关注男性在恋爱中的体会”（第251页）。随着“代言”习惯的消失（这表示写词的行为被士大夫社会所接受），与词体相适应的“敏感而多情”的主人公形象由女性变成了男性。一方面，“一种偏爱自然之美与纤细风格的文学审美情趣正在词的发展中确立”（第255页），另一方面，被接受的词体也塑造着它的作者，使之向“才子”型的新男性转化。 艾朗诺对词的论述让人耳目一新。这无论如何是个有趣的话题，除了苏轼等少数作者，只要是写词，男性作者就须改变传统“大丈夫”的自我意识，而表现出“男性的敏感和多情”。可见，尽管艾朗诺把此书的大部分篇幅让给了细致的文本解读，但从《结论》中有关“文人”的议论，我们不难了解，他其实具有非常宏观的眼光，去注视整个中华帝国后期的审美文化及其承担者。在宋代研究者通常能看到的道学、党争、民族矛盾以及一般所谓“文学成就”之外，他独具慧眼地看到了一种基于个人趣味的，精致、文雅而偏向柔情的审美意识，正在这个时代突破既有的社会观念，经历士大夫们的种种“焦虑”和“自辩”而发展起来。他谨慎而又大胆地勾画了这种审美意识的来龙去脉，证实了近世中国的这一传统，或者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不过，伊佩霞和艾朗诺对“文人”或“才子”的描述，极易让人联想到《西厢记》中被“倾国倾城貌”惊艳的那位“多愁多病身”，还有鲁迅的一段相当刻薄的形容：“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鲁迅全集》第六卷《病后杂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在现代人眼里，这样“病态”的“才子”决不讨人喜欢，但具有艺术气质、“敏感而多情”的文弱男性，生命中的盛期和衰暮无非如此。那么我们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由经受了“焦虑”的宋代士大夫所建立，而被后世的“才子”们所继续的审美传统，何以走上了那样的穷途末路？当然，对这种审美传统的反思，并非此书所负的任务，但艾朗诺对其形成过程的揭示，将有益于我们的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