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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看到，本书中被全文引录或大段摘录而加以精细解读的文本，约有二十余篇，多数是北宋的“记”文或序跋。对这些文本的准确英译，是原著的一大成果，中文译本则只能传达作者的“精读”之功。他从这些文本一一读出了与全书主旨（“焦虑”）相关的信息，还把不同时期的文本相互比较，藉以考察各个领域的进展变化。 这里没有必要全面复述他精彩的解读过程，但有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就是全书讨论的四个领域，都以欧阳修为开启者或重要的早期作者。这在《引论》中就已明言：“欧阳修是个关键人物。他非但首创把石碑铭文的书法当艺术品收藏，撰写诗话和花谱，他对词的发展贡献也非常大。”（第2页）因此，欧阳修是此书考察的核心人物，要说“焦虑”，他也是最为“焦虑”的个案。确实，欧阳修的业绩涉及许多方面，按照现代的学科门类，我们可以赋予欧阳修很多“身份”：儒学思想家、政治家、诗人、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文献学者、花卉鉴赏家、文物收藏家，或者照顾到传统的学术领域，称之为经学家、古文家、词人、金石学创始人，等等。这些“身份”对于他来说全部当之无愧，因为他在任何方面的成就都居于同时代的一流水平。换言之，只要是北宋这一时段成为考察对象，几乎所有人文领域的研究者都将面对欧阳修，他无所不在，“全面发展”，确实令人倾羡。然而，具备这么多“身份”的欧阳修毕竟是同一个人，他能使这些“身份”完全保持平行，而不致互相冲突吗？在他留下的很多文字中，艾朗诺读出了他的“焦虑”，这便是冲突存在的证明。推而广之，他的超强的创造力经常是与内心的“焦虑”相伴随的。从某种角度说，“身份”越多的人，“焦虑”就越甚。欧阳修是个典型的个案，类似的情形或多或少地出现在不少士大夫身上。或者说，这是北宋士大夫相当显著的特征。由此，我们的话题将转向此书中文版标题中的另一个关键词“士大夫”。 二、“士大夫”、“文人”或者“才子” 英文原版的副标题，可以直译为“北宋的美学思想与追求”，其中并不包含表示主体的词语。中文版的责任编辑向我介绍，加入这样的词语最初出于陈毓贤夫人的建议，她认为应该加上“文人”二字，后来经过讨论，将“文人”改成了“士大夫”。 实际上，并没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来说明“士大夫”一词比“文人”更为合适，尽管书中讨论的人物绝大部分拥有“士大夫”即文官身份，但不要说李清照是明显的例外，像晏幾道、米芾等人，也大抵放弃了“士大夫”的主业，即他们应该扮演的政治角色。让我们按照年龄顺序来制作一个书中主要人物的名单： 柳永(984—1053)//晏殊(991—1055)//欧阳修(1007—1072)//苏轼(1037—1101)//黄庭坚(1045—1105)//晏幾道(1048？—1113)//秦观(1049—1100)//米芾(1051—1107)//张耒(1054—1114)//周邦彦(1056—1121)//李清照(1084—1155？) 此名单仅限于生卒年可考的，但从中已可看出，这些人在政治史上的重要性，及其成就广涉多种领域的“全面”性，大致呈现坡形，先逐渐上升，至苏轼后又随时代的下移降低。也许“文人”的称呼更能概括出他们之间的共同性，可能考虑到与正标题中“焦虑”的呼应关系，后来决定采用“士大夫”一词，因为引起“焦虑”的原因多半与他们的“士大夫”身份相关。然而，出现在此书所论审美领域的主体，从真正“全面发展”的士大夫文人，到北宋后期逐渐转移到接近专业化的“文人”，这个趋势却不是艾朗诺随意选择论述对象所造成的，它揭示出一种客观存在的变化。 对于“士大夫”或“文人”的关注，是目前中国、美国、日本等地的宋代研究者比较一致的学术趋向。艾朗诺探讨了前文所述四个领域的具体情形后，也在《结论》中把问题引向了这个方面。他引用了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观点，阐述宋代“从崇拜‘大丈夫’到崇拜文人”的转向（第277页）。在我看来，这种转向也可以从上面的名单得到印证，但更应重视的是伊佩霞对“文人”的描述接近于所谓“文弱书生”：他们优雅、博学、多思，具有艺术气质，但不必强壮有力；他们使用轿子出行，收藏古董和艺术品，从不从事狩猎；等等。——艾朗诺把这种“文人”形象与他所论述的宋人审美追求相联系，称之为“崇尚男性精致文雅的新潮流”，指出该潮流在其兴起之时“并非毫无问题。这一转向其实存在很大的阻力”（第278页）。显然，他所说的“阻力”就是“焦虑”的原因，但重要的是“转向”的实现。他分析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