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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前后京中政情 茅海建教授依靠“张之洞档案”中的《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与张之洞亲笔电报，叙述了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在戊戌变法期间在北京给他寄来的密信——这是“张之洞档案”中最为激动人心的部分。这些密信透露了北京的许多政情与舆情，例如：张之洞的《劝学篇》对京中政要影响极大，光绪帝明确表达“幸近日已见张某之书，方始明白君权之要”，大学士徐桐“自见《劝学篇》后，为之一快”。再如：戊戌变法期间京城高官中有慈禧太后对变法不感兴趣、光绪帝病重的流言。张权1898年8月9日的信中说：“刘博丈（即刘恩溥）言，今上变法甚急，慈圣颇不以为然。每日谕旨，慈圣俱不看，但云：随他闹去罢。”关于光绪帝的病情，当时京城中传言“圣躬违和，……症系不能存食，每行动五局俱从。时时思食，旋食旋遗，或多食则呕”。这些传言对京城内高官的政治态度将会起很大的作用。还有，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与光绪帝之间的联络渠道是军机大臣廖寿恒，“然上交派，凡渠有条陈，专交廖（即廖寿恒——笔者）与之呈递，并不拘奏折体制，即以说帖封进，随时交來。廖不敢不与之递，此则不诬也”。另外，虽然张之洞的政治举措与康有为一派并无本质区别，但是康有为的变法没有得到张之洞的支持，1898年2月16日，张之洞在给杨锐的电报中称：“康长素与仆有隙，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茅海建教授称：“读了以上张权、张检、张彬的密信，并结合‘张之洞档案’中的亲笔电报，我最突出的感受是，张之洞一派与康有为一派在政治上对立，而到了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百日维新’阶段，张已视康为政敌。” 湖南维新运动 以前人们大多认为：康有为变法时，地方大吏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积极支持。对此，陈宝箴的后人陈寅恪曾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陈寅恪指出了从实际经验中得知须借重西法改旧法的陈宝箴，与从“今文”、“公羊”中推出“孔子改制”之说的康有为，有着思想渊源的不同。然长久以来，学术界对陈寅恪的这一说法有过许多次引用和赞赏，但一直不能予以证明。茅海建教授在研究“张之洞与陈宝箴及湖南维新运动”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说明。张之洞与陈宝箴之间有长达十余年的交谊，他们在公务中相互配合，是志同道合的僚属和政治盟友，且在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上大体一致。张之洞对《湘学报》及湖南维新运动的干预，陈宝箴都予以支持和配合。两人共同上奏了废八股的科举改制奏折，暗中就有抵制康有为学说之意。陈宝箴上奏要求下旨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自行毁板，并在变法最关键时刻提议召张之洞入京，主持朝政。以上内容，具体说明了陈寅恪所揭示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虽为改革派，但与康有为、梁启超在思想上以及诸多举措上的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