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戊戌变法研究的“三大史料”以往的戊戌变法史研究，主要是依据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和康有为的《戊戌奏稿》，被称为戊戌变法研究的“三大史料”。然而这三大史料却都存在问题：《戊戌奏稿》已被黄彰健、孔祥吉等人证明是康有为于1911年春作伪的作品，并非是戊戌变法期间的真作；《戊戌政变记》的作者梁启超自己也承认该作“难免将真迹放大”，事实上，该作不仅有“放大”之举，而且还有许多以假乱真之处；康有为的《我史》有真有假，为此，茅海建教授曾花了五年多的时间，为其中甲午到戊戌的记录作鉴注，以辨其真伪。 史料的来源单一与真假并存，使得戊戌变法的研究者处于两难的境地：若不相信康、梁的说法，将无史料可用；若用康、梁的材料，很可能会犯错。 “张之洞档案”的史料价值 在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历史记录中，戊戌变法被描绘成以他们为首的改革派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这种叙述只是部分正确。因为作为改革派的“康党”和作为保守派的慈禧太后等人，人数并不多；这种叙述忽略了官员士子中的大多数。作为后来的研究者，很有必要去注意那些支持改革但非“康党”的官员士子，很有必要去观察官员士子中的大多数对这次改革的态度。 张之洞就是“大多数”的重要代表。 张之洞本是清流派，出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后，如陈寅恪所言“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而转向了洋务派。甲午战败后，他认识到仅是器物的改革不足恃，转向于教育等诸方面的改革，到了戊戌变法期间提出了他的改革纲领《劝学篇》，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求进行政治、外交、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就其实际的政治或政策举措而言，与康有为并没有太多的差别。而甲午战争之后，随着李鸿章集团的分裂，张之洞、刘坤一集团的地位逐步上升。张之洞利用其门生故吏、通过保举等手段，迅速扩大其队伍，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集团。张之洞集团是主张改革的，其态度对于改革的前景有着重大的意义。 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张之洞档案”，是一大宗的档案，共有近500函，2000余册，另有散页近万张。2008年，茅海建教授偶然发现这批档案对戊戌变法研究的重要价值后，便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专门阅读和研究这批材料。 鉴于观察张之洞集团对戊戌变法及其对康有为一派的态度，可以看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基本力量的对比，看到康有为一派之外各大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态度，看到戊戌变法的多个面相；因此，“张之洞档案”就有了很大的史料价值——它提供了从康、梁以外的视角观察戊戌变法的可能。 正如茅海建教授所言：“历史事件本是多面的，单面的观察不能克服片面的观点，而多了一个面，就可以在接近真实方面跨上一大步”。“张之洞档案”让茅海建教授发现了戊戌变法的另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