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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陈寅恪所言陈宝箴、陈三立之思想渊源大体相同，又可见之于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的说法。他称言，张之洞原本属于清流，“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即初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犹是欲行此志也。泊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张文襄幕府纪闻》，黄兴涛等译编：《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419页）从陈宝箴的最初起家而言，属湘系集团，但他与张之洞的关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光绪十二年，张于两广总督任上奏调陈宝箴至广东，委派各种差使。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年，陈任湖北按察使，为张之洞的下属；光绪二十一年升任湖南巡抚，名份上仍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下属。对于这一段经历，《清史稿·陈宝箴传》称：“是时张之洞负盛名，司道咸屏息以伺。宝箴初绾鄂藩，遇事不合，独与争无私挠，之洞虽不怿，无如何也。久之，两人深相结，凡条上新政皆联衔，而鄂抚谭继洵反不与。”（《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第42册，第12741页。“藩”为布政使，陈曾署理湖北布政使）从“张之洞档案”及两人留下的文献来看，相互间电报书信往来甚密，政治见解大体一致，可以认为是属同一政治派系。具体的情况，可参见本书第五章及附录。 [4] 就我所知，最初系统利用这批档案的是李细珠教授，见其著《张之洞与清末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还需说明的是，除了该部分档案外，另外还有两部分材料也值得注意：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所藏抄本《张文襄公督楚公牍》，共计17册，抄本《张之洞电稿》，共47册。其中《张文襄公督楚公牍》、《张之洞电稿》中的“发电”部分，已由赵德馨主编之《张之洞全集》（武汉出版社，2008年，本书引用《张之洞全集》，凡未注明者，皆为该版本）收录；而“来电”部分，因非张之洞本人作，该全集因体例而未收录，其中也有一些关于戊戌变法的材料。二、《近代史资料》，第109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发表了东方晓白《张之洞（湖广总督府）往来电稿》。据责任编辑刘萍女士告我，这批信件属私人收藏，“东方晓白”是其笔名，且这批收藏中有价值者皆以发表。我曾试图联系收藏者，以能过目，未能如愿。 [5] 康、梁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为：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和后来发表的《康南海自编年谱》（又称《我史》）。康、梁在其他著述中还有许多分散的关于戊戌变法的叙述。 [6] 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以下学术贡献：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197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丛刊，1974年；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丛书，1998年；《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陈凤鸣：《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简介》，《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 [7] 杨天石教授指出：“多年来，我们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凡进步人物说的话都可信；凡反面人物说的话都不可信”，“在戊戌政变史的研究和阐述上，我们被康、梁牵着鼻子走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