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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以往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经常以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为中心；而“张之洞档案”中这批出自康、梁之外的材料，可以让研究者站在康、梁之外的立场，来看待这次改革运动。 [7]兼听者明。由此，易于察看到康、梁一派在戊戌变法中所犯的错误。 其三，由于这批材料数量较多，准确度较高，许多属当时的高层秘密，可以细化以往模糊的历史细节，尤其是历史关键时刻的一些关键内容。这有助于我们重建戊戌变法的史实，在准确的史实上展开分析，以能较为客观地总结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 也就是说，原先的戊戌变法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康有为、梁启超留下的史料，并进行了多次辨伪识真，建立起当今戊戌变法史实结构的“正面”——尽管这个正面还有许多瑕疵和缺损；那么，通过“张之洞档案”的阅读，又可以看到戊戌变史实结构的“另面”——尽管这个另面也不那么完整和清晰。任何事物都是立体的，多维观察的重要意义，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对于阅读历史的读者来说，由于史料的保存多有缺憾，能够阅读到历史的“正面”同时又阅读到历史的“另面”的机会并不多。这是我的一种幸运。 我必须说明，本书只提供了戊戌变法的“另面”，读者若要建立起戊戌变法史的完整认识，当然还要去看看其“正面”。 我还需要说明，由于本书所引文献皆用中国传统纪年，时间又相对集中，为避免过多换算而引起读者的理解不便，本书使用中国传统纪年，并在必要处夹注公元。 当我看到“张之洞档案”中那些激动人心史料，却进入了奇妙吊诡的生活。我刚刚从北京大学返回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去北京的近代史研究所看档案，反而成了不太方便的事情。于是，我只能在课余或假期飞北京，尽可能地躲开近代史所的各位师友，以节省时间，多看一点。在此向各位师友致歉。资料搜集工作进行近半，我又与《中华文史论丛》的老编辑蒋维崧先生商量，想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在刊物上进行论文连载。蒋先生闻此是一口应允。开场的锣鼓敲响了，我又发现，每三个月结一次账，实在是一桩让人吃不消的力气活。为了按时交稿，又找了朋友，跑到政治大学，躲了五个多月，完成了本书三分之一的工作量。本书的主要部分曾作为论文在《中华文史论丛》上连载，该刊精细的编校工作让我想起来就感动不已——现在很少能见到如此认真的编辑与校对，且也不见这般柔中有刚的催稿手法。这批论文发表后，我又放了一段时间，以能发现错误，随时进行修改。此次再跑到中央大学，为的是再躲上三个星期，以进行最后一次修订。写下以上这些私人性的话语，是为了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诸多人士——蒋维崧教授、林虞生老先生、胡文波先生、唐启华教授、吕绍理教授、汪朝光教授、金以林教授、马忠文教授、深町英夫教授、张玉萍博士……而我心中最为感谢的，自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尤其是茹静女士，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阳光灿烂的美好时光。 茅海建 2013年6月于永山 [1] 《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7页。“先祖”，湖南巡抚陈宝箴。“先君”，吏部主事陈三立，曾游张之洞幕，戊戌时随侍陈宝箴于长沙，对湖南的变法多有作用。 [2] 陈宝箴的部分档案，现存于上海图书馆，已由许全胜、柳岳梅整理发表，见《陈宝箴遗文》（《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陈宝箴遗文（续）》（《近代中国》第1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他们又整理发表了《陈宝箴友朋书札》，分四部分在《历史文献》第三至六辑连载（其中第三、四、五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2001年1月、2001年8月；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月）。汪叔子、张求会编：《陈宝箴集》（中华书局，上册，2003年，中册、下册，2005年），搜集细心，汇录各说，是重要的史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