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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北洋政府开清史馆修清史伊始，张宗祥即被聘为名誉协修。修史之初，清史馆内外的许多饱学之士都曾经在体例方面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因为在传统史家看来，“书法”在修史中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作为局内人的张宗祥也曾积极向主事者上陈纂修清史之法，并附有《史目榷》《清史目拟》，《年谱》中对此稍加摘抄，正文中则未予收录。好在朱师辙《清史述闻》卷十二中收有此篇，该文可以代表张先生在史学方面的修养。在《清史目拟》里，张先生指出修清史应该仿效《魏书》，“自满洲发源至太祖皆列《序纪》”，而不能入于《本纪》，因为如果“未入关亦本而纪之，是满洲史而非清史矣”，而满洲天命诸帝“非明廷之臣子，则《序纪》所不可少”。另末代的宣统皇帝应该专列《宣统帝纪》，不应附在《德宗纪》之后，因为虽然宣统“历年虽短，实一朝兴废所关”。又有人以为应将宣统称为幼帝、少帝、末帝，张先生也不同意，因为“清廷逊位实因国体改更之故，与前史不同，国名改矣，帝号仍在，将来宣统未必终于孺子，幼、少等号皆为不妥”。又慈禧太后虽然在实际上执掌朝政数十年，按照《史记》吕太后本纪的例子，似乎应该专列孝钦本纪，但是慈禧初掌大权之时两宫听政，庚子之后垂帘听政，“虽实权在握，名则不居，且自穆宗崩后未尝一日无君，与吕后实不同矣。如谓政所自出，则《宋史》中宜先为慈圣、宣仁等作本纪，而清之前、后两摄政王亦宜各为本纪矣，有是理哉？”张先生辩才无碍，驳斥之词可谓极其有力，足以关异议者之口。至于与清廷处于对立面的郑成功、洪秀全，二人“皆非清臣，则不能目为叛逆，有正朔，有制度，则不能目为匪寇，似宜仿照《晋书》，列为《载记》”。对照后来成书的《清史稿》，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的好多真知灼见并未被采纳，如该书一开篇便是《太祖本纪》，而郑成功、洪秀全等人皆被归入列传。郑成功与张煌言、张名振列为同类尚有点道理，把洪秀全作为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的同路人，则不免为人所诟病了。想来洪秀全这些人的归属，肯定是令修史者大费踌躇。即如数十年后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太平天国的洪仁玕、石达开、李秀成等人居然被收入“光宣朝卷”，也同样是尴尬之事。 冷僧先生工于书法，就连他为人开的药方，也被当作书法精品收藏。《文集》中《书学源流论》《临池一得》《论书绝句》等内容均与书法有关，彼此之间多有可互相参看之处。《论书绝句》尤多特识妙语。如《董玄宰》一首识语云：“书至吴兴，人工尽矣。人工尽则天趣减，故吴兴同时鲜于氏矫之以拙，至明而香光救之以韵。然香光胸襟虽清旷，书学则仅至唐人，故凋疏之弊，在所难免。”冷僧先生把书法放在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一如其论清代文学，对“王家拙处已全删，巧到吴兴不可攀”的赵孟頫以及鲜于枢、董其昌等人的书法特色做出了准确的评价。另张先生对笔毫之刚柔也有深入的认识，除了在《书学源流论》里专列《刚柔毫》一篇外，《论书绝句》里也时有论及且更为详尽，如对于“能御柔毫写北碑”的赵撝叔，称其“深明刀笔之理，最为难能”，而“所惜专用柔毫，故笔法合于古人，而转折起讫之处，因柔毫难尽其力，未能十分斩绝。点则未敢硬挑，横则收笔下垂，竖则末端略用侧锋，此皆柔毫之弊而思所以救之者也”；至于苏东坡，则是“用刚毫，而执笔过低”，可谓体察入微。冷僧先生在《书学源流论·赏鉴篇》里又拈出“忌成见、忌附和、忌妄议、忌薄今”四条原则（推而广之，用于绘画、文章、诗词等方面皆可行也），“双眼自将秋水洗”，诚多过人之论。如对在书法界享有盛誉的康有为，张先生则颇不以为然，斥之为：“其平生所书，杂糅各体，意或欲兼综各法，核其归，实一法不精。”在善书的宋朝皇帝中，张先生最推崇的不是创瘦金体的宋徽宗，而是其子“不师家法瘦金体”的宋高宗：“高宗专法右军，临《千字文》尤妙。虽微嫌肉多骨少，然宋代诸帝中，当推第一。南宋之初，书学复兴，帝之力也。”另外令我颇为意外的是，张先生对于姚鼐的书法评价甚高，其诗云：“水正流时花正开，吹箫骖鹤上瑶台。胸怀直似天心月，不受人间半点埃。”识语曰：“以书学功法求惜抱，似不及得天、西溟；以胸襟冲远谈书，则清代无出姬传先生之上者。此书中仙品也。”似更为推重。因“功力可以人求而胸襟必由天授，古来作书之人多矣，传者绝少，以此也”（《书学源流论·人异篇·胸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