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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康梁进京，参预变法，张之洞及张氏幕中对于康学大张痛心疾首，但这并不代表张之洞之批评康党纯粹出于学术上的原因。《另面》第一章追踪张之洞的子侄于变法期间从京中寄给张之洞的密信，表明张之洞对其时京城中的政治动向不仅极为关心，而且拥有完备的情报信息网，更利用《劝学篇》大举介入北京的舆论场。作者说：“张之洞及其一派与保守的徐桐、刚毅之间的距离，远远短于与康有为一派的距离；张似还能与徐、刚在政治上合作，而绝不可能与康合作，这不仅是学见、政见的差别之所致，更是政治力量对比的强弱之所致——他们并不看好康有为一派的政治前景。”（130页）对于张之洞这样的官场老手来说，无论政见分歧如何，政治利益上的计算才是决定行动的最重要因素，而张、康在政治上的分歧，并不是新旧之分、要不要变法之分，而是变法的策略之分、步骤之分、主持者之分，然而，由于双方个性之强、政治地位之微妙，却使得这种分歧甚至大过维新与守旧之分，完全打消了双方合作的可能性。 第三，除康梁在北京层面推动维新以外，张之洞、陈宝箴等地方大僚也对维新事业倾注了很大心血。由于陈寅恪的证词，陈宝箴长期被看作变法维新的另一个源头，但陈本人并未留下足够的档案，造成相关研究的先天不足。茅海建从张之洞档案中发现，张之洞与陈宝箴关系甚深，张对湖南维新运动的作用亦不可忽视。 湖南思想守旧，士风悍厉，维新运动十分艰难，却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党人关系甚深，上下瞩目。早在戊戌之前，张之洞与陈宝箴一任湖广总督，一任湖南巡抚，就有很密切的合作关系，在铁路、矿产、兵器等新兴事业上互相配合，相安无事。到了1897年，湖南学政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报端出现“素王改制”之说，引起张之洞的极大不满，多次电令干预，这自然源于张与康的学术分歧。变法期间，康有为上奏改革科举、废除八股，陈宝箴得信后致电张之洞，建议速上改革科举的奏议。双方文电往来，最终的奏稿系针对康学而发，终为光绪帝所采纳，但其中抵制康有为的用意却少有人知。陈宝箴与张之洞一样，对变法维新的激进改革颇为不满，百日维新末期，他力荐张之洞进京主政，就出于对政治中枢施政能力的不信任。不料政局瞬息万变，政变发生以后，陈宝箴却为康党所牵连而遭罢职，直到去世。 张、陈二人与康有为学术不同、政见也有差异，更因康梁以微末的身份杀入墨守成规的官僚系统，搅乱一池春水而深感忧虑。在推动维新方面，他们与康梁既有交集，也有分歧，互不统属，有时还是竞争与斗争的关系，但从后世的眼光看来，无论是康梁还是张陈，都属于近代推动改革进程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对立不能简单地用新旧来概括。 三 大部分思想史家以给人贴标签为生。唯物的、唯心的，进步的、保守的，改良的、革命的，乃至狐狸的、刺猬的，救亡的、启蒙的，标签总是成对成对地贴出去，思想史就成了各式各样的两条路线或者两种风格的纠缠。戊戌维新一旦落入思想史的掌握，也难以逃脱此种标签化的命运。 在康梁笔下，凡是支持他们的，都是进步的正面人物，除此之外，则都是反面角色。这种逻辑支配之下，戊戌维新毫无悬念地变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帝党后党，维新派保守派，乃至康有为张之洞，都成了两条路线的表现形式。 但《戊戌变法的另面》告诉我们，无论张之洞对康有为和百日维新的政治举措有多少不满，他都不可能是戊戌变法反对者的总头目。之所以康梁一系有这样的描述，是把双方学术分歧无限扩大到政治领域的结果。 用不着强调，思想和学术的因素在戊戌维新中所起的绝大作用，康有为之所以招致大多数大臣的恶感，也与他不为时论所容的经学观点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过分强调思想分歧对变法运动的损害，一来回避了康梁一方对变法失败应负的责任，二来也粗暴地简化了当时的政治地图。事实上，思想或政治的分歧往往以光谱的形式存在，从浓到淡，从左到右，充满了大量模糊、重叠和渐变的暧昧地带，而那些影响到结局的事件，往往就发生在思想路线不那么清晰的区域。 梁启超当然无意将戊戌维新说成是单纯的思想史事件，但他的确有意淡化了造成戊戌维新发动直至失败的那些错综复杂的政治和人事因素，而将其简化为进步与保守两派的斗争。如此一来，维新失败的原因就不再是推动者举措失当，而是保守派的力量过于强大。梁启超是在用较为抽象的宏观框架解释戊戌维新史，当然无需措意于大量充满了计算和权衡的历史细节。 可是这个粗线条的解释影响非常大。举例来说，李剑农的名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初版于1930年，后来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在论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时就说，慈禧的反对固然是造成政变的原因，但一人之好恶不足以改变历史方向，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康有为的维新学说亵渎了圣典，触犯了一大部分经生文人的众怒”，他们制造舆论，并动员京城的卫道先生，才导致变法的失败。类似的说法在近代史的写作中已成定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