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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述提及的文体，恽敬的书牍写得也是极好的。他给上官写信，不卑不亢，不谄不媚，笔笔挟带刚劲之气，很能见出个性。他给友朋写信，说寿序皆谄，不愿作，说文集已有一篇序，表示不愿再二再三作序，真不知收信人会如何皱眉头。还有很多时候，恽敬在信中谈文论艺，桐城故调与心得精彩之言并见杂出，常让人有惊喜。如他在《上曹俪笙侍郎书》中说：“文人之见日胜一日，其力则日逊焉，是亦可虞者也。”这就是很有意思的看法。读到此处，我也忍不住掩卷深思。诗也好、文也好，清人纵论古今，的确常有极高明的见识,但他们的创作的确逊于其见识，恽敬本人也不能免乎此。这是为什么呢？保留的作品太多，精粗参杂，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洗，这当然是重要的原因。除此以外呢？会不会也因为以古为法、树立正统的意识太强而束缚了创作呢？学诗学文，取法于古，自然是不错的途径。但是后世书籍日出，后人不能不读后世书，不能不过后世的日子，书读得越多，时代越后，距古人高古的风貌也就越远，这时仍然要以古为衡量的标准，判断谁正统，谁异端，自然会有“日逊一日”之感。所以，会不会是衡量标准，即思想与美学观念值得检讨？是不是清人太保守了？恽敬评价佛教文学的瑰丽奇珍《维摩诘所说经》“行文则弇陋平杂，不足观也”，就让人感叹他的眼光不够开阔。当然，太过保守不好，可是思想相对开放的晚明文人、清代李渔、袁枚、龚自珍，他们的创作虽然有异彩，却仍然未能臻于李杜那天堂般的境界啊，这又是为什么？ 对恽敬来说，他峭刻的个性与古文主说理叙事不主抒情的观念结合，促成了他的文章面貌。古文创作应该压抑情感，似乎是那个时代普遍的一种观念。又何止古文呢？诗歌创作，甚至日常为人行事，也是节制压抑的。文字狱吗？文字狱再烈，总不会因为长歌当哭、纵声大笑的文字就抓人吧？那整体性的节制是如何生成的呢？我一直困惑于这个问题。 不过，恽敬不纵情，并不意味平庸，他是以气骨胜人。张惠言记得：“子居之语余也，曰‘当事事为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尝忘也。”张惠言去世后，恽敬慨然说：“古文自元明以来，渐失其传。吾向所以不多作古文者，有皋文在也。今皋文死，吾当并力为之。”雄毅之人，所以当仁不让，所以发扬遗志以慰先死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