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邮二王“终风且暴”、“终温且惠”之解，早已播在人口，逮《释词》甫成，阮伯元为之作序，一时传遍士林，声誉突过且掩没卢、袁、刘之书，俨然为研究虚词独一无二之著，盖嘉道间朴学犹盛，书继高邮二王《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之后，宜其独享盛誉也。传既久之，学者深耽熟玩其书，渐至有增补者。先是同门陈寿祺弟子惠安孙济侯经世有《经传释词补·再补》，计“庸”、“一”、“乃”、“而”等十七字之训释，约三万言。同治间，南丰吴华石昌莹著《经词衍释》十卷，词目一仍《释词》，逐条补释，凡《释词》所无之义，小字标出“此义《释词》不载”。吴书旨在“续其援引所未详，又于其释之所未及而实为义所应有者，博稽而推广之；释之所可通而本义实别有在者，征引而并存之”。至《释词》不收而先秦经典及西汉典籍有其义者，作《补遗》附后，计“从”、“但”、“亶”、“舍”、“第”、“宛” 等二十五字，总约十万字，几与《释词》相埒。俞荫甫樾盛赞《释词》为“空前绝后”之学，遂本其意括而示古书虚词之例。（参见《古书疑义举例》卷四。）清末马建忠仿西洋语法体系著《马氏文通》，冀从文法上阐述汉语虚词，时有纠察举正。杨遇夫树达、裴会川学海继起，先后著《词诠》与《古书虚词集释》。杨氏谓《释词》为捣虚之事，“独开百年来治学之风气者”，其书有文法学之意在焉。以尝所著《高等国文法》“不能尽畅其意，因仿《经传释词》之体，辑为是书”。杨书立足语法，故每一虚词用法之前皆标揭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及代名词、内动词与副词等，而后释义举例；书以注音字母序次，师王意而变通其例，与时俱进也。裴氏则以武仲、伯申、荫甫、遇夫四书虽“多精确之发明”，然“千虑一失，智者不免”，其“或误解对文，或误为字衍，或误为形讹，或误为有省文，或误以反语为正言，或误以实字为语词，或误以有意义之字为语声，或误据彼书以改此书，或误据以意改字，所引失真之类书，以订正不误之原书”，故以为“古书之虚词，尚有研几之必要”，乃集二百九十字而为此书，篇幅过于杨著。书仍以喉、牙、舌、齿、唇五音为序，从王氏例也；而每条仅释义引例，不标词性，是又不若杨著者。杨、裴两书之同时，章太炎撰《王伯申新定助词辩》、黄季刚有《经传释词笺识》、裴会川于《古书虚词集释》之后附专论《经传释词正误》，吴俟斋有《经传释词臆正》。章、裴二文皆从经典古义、训释确诂绳究其误，黄、吴二文则从声韵通假、意义引伸、文字正俗张皇其说。五十年后，复有徐仁甫之《广释词》出，旨在补武仲、伯申、济侯、华石、遇夫、会川及张献之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七书之不足。其所谓广者，一曰广词，二曰广义，三曰广例，四曰广时，其所广之法，则据互文以求同义，据对文以求反义，据异文以求近义，据同文以求异义。收词四五百，仍依《释词》排列，篇幅竟达四十万字。 汉语虚词之诠释，无外乎审辞气、确诂训、探文法。纵观《语助》以至《广释词》，大多偏于审辞气与确诂训，《马氏文通》之前固其宜也，而之后若《词诠》《集释》《广释词》等，虽主观欲以语法衡之，仍不免堕于辞气训诂。唯其堕于辞气训诂，而人各以私意理解审定之，致有甲以非乙，乙以非甲，乃至甲乙从违之间无所适从者。究其所以，殆缺乏以语法观念定其词性也。伯申《释词》一书，固非有现代语法观念者，而二百年来，推衍纠订增补之著如此其夥，近百年间之研究论文更有上百篇，援引《释词》为证为用者无虑数千篇，其他单文只义之虚誉实赞，更仆难数，此其所以为虚词之经典名著，而学者所不可不知不读者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