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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前，寅恪寓北平清华园，周一良君自南京鸡鸣寺往复通函，讨论南朝疆域内民族问题。其后周君著一论文，题曰“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载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者是也。此文寅恪初未见，数年之后流转至香港，始获读之，深为倾服。寅恪往岁读南北朝史，关于民族问题，偶有所见，辄识于书册之眉端，前后积至如（若）干条，而道经越南，途中遗失，然旧所记者多为周文所已言，且周文之精审更胜于曩日之鄙见，故旧稿之失殊不足惜。惟忆有数事，大抵无关宏旨，或属可疑性质，殆为周君所不取，因而未载入其文者。旅中无憀，随笔录之，以成此篇，实窃用道家人弃我取之义，非敢谓足以补周文之阙遗也。忆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一千九百四十二年九月九日陈寅恪记于桂林良丰雁山别墅。 此前言，1958年陈寅恪先生请助手黄萱校时仍保留（见《陈寅恪先生遗稿》，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6），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删去此前言，人们多以为这是陈寅恪先生鄙薄周一良先生解放后“曲学阿世”所为。周一良先生也认为：“蒋天枢先生编陈先生全集，所收江东民族条释证文中，删去了此节，这当然不可能是蒋先生自作主张，定是本陈先生意旨。我看到全集后，不假思索，立即理解陈先生的用意。陈先生为文遣词用字都极考究，晚年诗文寄慨之深，尤为严谨。对于旧作的增删改订，必有所为。删去此节，正是目我为‘曲学阿世’（《赠蒋秉南序》中语），未免遗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迹。”（《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周先生晚年还为此事自责不已，觉得有负陈先生之厚望。其实，这一删节非陈先生所为，确是蒋天枢先生“本陈先生意旨”所为。《金明馆丛稿初编》编定于1963年，周一良赴广州晋谒陈先生，陈先生还很高兴，决不会删去此节，观上引1958年校文保存此节便可为证。周一良的命运变化是在“文革”后期，他被召入“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四人帮”被打倒后，“梁效”遭批判，参加“梁效”的周一良等，也被政治审查，直到1978年秋结束。当时，饱受“四人帮”迫害的广大知识分子对“梁效”之流十分痛恨，舒芜作《四皓新咏》，谴责“梁效”成员中的四名老教授——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参见《《毕竟是书生》》）。正是在当时这种背景下，蒋天枢先生决定删去此节。而文中提到“周君”、“周一良”及论文则予保留，大概是怕改动原文的缘故吧。当时参与编辑的魏同贤先生证实了此事。在蒋天枢先生致魏同贤先生的一封信中说： 《元白诗笺证稿》里的“周一良”处五字，当时曾同您讲，是否改成四个字，后来想，改动，总不太妥。是否只把“一良”两字易为“某某”，或者易为两个□□，这样，五个字的地位仍可照旧。（影印件见《功在千秋的事业——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中华书局，2003年9月） 今检《元白诗笺证稿》第158页有“周某某先生谓齐东昏侯善作担幢之戏”，即是改动的痕迹，而同书第256页则保留了“周一良先生”的名字，大概是漏改了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