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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拙稿尚未完毕，交稿日期自不能预定，字数更无从计算。故此两项亦不能填写。 因此将约稿合同四份寄还，请查收。总之，尊处校对精审，本愿交付刊行。但有诸种滞碍，未敢率尔签定。傥能将上列诸项取消，则可再加考虑也。专复，此致 敬礼 陈寅恪 1962年5月14日 同月26日，陈先生再次复信，重申跟上述意见，并补充道：“又两稿皆系文言，故不欲用简体字。”这两封信，具见陈先生的学术个性。中华上编复信说无不从命，并请求将《论再生缘》一文交《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同年8月1日，陈先生复信云：“《论再生缘》一文尚待修改”，而《金明馆丛稿初编》还未整理。 在长达六年的约稿过程中，中华上编一直非常尊重陈先生，赢得了陈先生的信任。1963年3月，陈先生终于将整理好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寄给中华上编，内收文章二十篇。《金明馆丛稿初编》自序云：“此旧稿不拘作成年月先后，亦不论其内容性质，但随手便利，略加补正，写成清本，即付梓人，以免再度散失，殊不足言著述也。一九六三年岁次癸卯陈寅恪识于广州金明馆。”中华上编接到来稿后，即由梅林、金性尧两位编辑先后审读。当年9月，他俩分别写出审读报告，就稿件中涉及少数民族称呼和邻国关系等问题提出处理意见。中华上编领导反复审读后，决定报请上海市出版局批准出版，时为1966年2月。嗣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稿件即被搁置下来，未能出版。 二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陈寅恪先生的弟子、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先生通过老友、原中华上编编辑吕贞白先生转来陈寅恪论文集《金明馆丛稿》目录。论文集全稿八十八篇，包括“文革”前交来的二十篇论文，依编年方式编排。当时中华上编已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室文学组编辑富寿荪提出处理意见，认为“陈氏的论著，一般都有真知灼见，不但可以推动学术研究，在政治上也有一定影响。我们建议先和蒋天枢先生联系，把稿件接受下来，关于整理方法，待听取蒋先生意见后，再作具体研究”。这一想法，得到了已恢复工作的古籍室负责人李俊民的同意，列入选题计划。时为1977年6月29日。 1978年1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室的基础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李俊民担任社长，《陈寅恪文集》首先被列入出版计划。文学编辑室着手编辑事宜，文学组编辑魏同贤提出了详细的审读意见。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陈寅恪先生及门弟子蒋天枢教授的大力支持。蒋先生除承担陈先生文集全部稿件的整理工作外，还撰写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作为《陈寅恪文集》附录于1981年刊行。对陈先生为保存学术文化作的这一贡献，学界已有定评，这里不再赘言。仅述编辑室的工作。《陈寅恪文集》凡七种：一，《寒柳堂集附寅恪先生诗存》；二，《金明馆丛稿初编》；三，《金明馆丛稿二编》；四，《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五，《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六，《元白诗笺证稿》；七，《柳如是别传》。其中前三种为陈先生的论文集，分别初刊于1980年6月、8月、10月，责任编辑分别是邓韶玉、王海根、沈善钧。后四种是学术专著，前三种和《柳如是别传》是初版。《柳如是别传》初刊于1980年8月，责任编辑是魏同贤。其出版经过，鲲西先生大作已有述及，此处不再赘言。《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依中华书局原纸型印行，《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二次印刷版本纸型重印，新一版均刊行于1982年2月；《元白诗笺证稿》1978年1月新一版，1982年2月第二次印刷。至此，《陈寅恪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历经三年始告完成。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还继续为搜集、整理陈寅恪先生的未刊文稿而努力。1989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至此，陈寅恪先生的存世著作大体完备。此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出《陈寅恪文集》，即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陈寅恪文集》等的基础上稍事增益而已。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其前身中华上编在出版陈寅恪先生著作等方面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和出版的贡献，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三 在出版《陈寅恪文集》的过程中，对于陈先生著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对此也有斟酌，最后还是本着尊重历史、尊重陈寅恪先生的想法，多按原样保留，当然也有例外，如关于周一良先生的部分。这一做法，在当时需要有思想解放的勇气，也得到了终审罗竹风同志的支持。罗竹风在审读意见中明确指出：“对于‘百家争鸣’范围内的学术观点问题，一律不加改动”；“对政治性问题，不要轻易防过，但也必须处理很恰当。如果是引文中所提到的，一般以不改动为好”；对王国维、罗振玉、胡适、冯友兰等的言论，“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非特别露骨者，可不必纠缠”。 周一良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从陈寅恪先生问学，与陈先生关系密切。陈先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前言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