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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者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理论悟性颇高，在文、史、哲综合能力方面，驾轻就熟；会通中西，纵横自如。特别是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以及西方古典与近现代理论方面，都曾下过一番苦功夫，有较为宏通的认识。因此，尤擅于概念、观念方面的理论辨析，经常以简明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那隐藏在现象之后的理论本质。如《原诗》中的重要概念“理、事、情”中的“理”，作者明确指出：“他所讲的‘理’不是理学之理，而是构成诗趣的超越常理的‘理’，实际上就是艺术想象的美学原则。”“那种于常理不通而于诗为妙语的诗家之理，无法用逻辑语言来解释。这实际上是强调诗歌的艺术思维具有非理性和非逻辑的特征。”（见199页评）他稔熟西方理论，但并不像现在一般人那样长篇大段称引以炫奇逞博，而是称引简短生动的故事或趣话，来作为中国诗论精神的比较和烘托，这是以我为主，而非喧宾夺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对于俯仰随人的俗世诗人，叶燮劝其“痛去其自己本来面目”，以便脱胎换骨而见自我精神的思考，作者称引现代世界第一男高音帕瓦罗蒂的老师波拉的话说：“通常一个学生来向你请教时，会带来许多坏方法和习惯……如果他已定型，……要改正起来非常困难，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见第119－120页评）声乐如此，作诗亦然，音乐与文学的道理相通。这样会通中西，很生动也有说服力。 七、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严谨学风。作者虽然对于《原诗》理论总体肯定，但并不认为叶燮的话就代表真理。比如与明代杨慎相较，叶燮对六朝诸名家的评价，泥于唐宋诗的立场而给人“向后看的感觉”，认为他对六朝诗没下过多少功夫，“因此对庾信艺术功力就没有浸淫于六朝的杨慎领会得深。杨慎对庾信的‘老成’境界，把握得非常到位”。（见第361页评）又比如对于叶燮所说“诗为心声”、“文如其人”的见解，与世人一般表示赞扬的态度不同，作者表示不敢苟同，说：“无论历来文学史的经验，还是当代文学理论的认识，都不支持这些假设。”（见第303页评）他随意举出隋代杨素，明代严嵩、阮大铖为例，具体说明“文如其人”的说法，“只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论断大胆而合乎实际。又如辨析叶燮《原诗》与当时岭南三家（梁佩兰、屈大均、陈恭尹）诗论的关系，《陈恭尹及岭南诗风研究》、《叶燮与岭南三家诗论比较研究》认为是叶氏受岭南三家影响，《原诗》形成在后，叶燮诗作未副其所论，故诗论不见重于时云云。作者不敢苟同，不仅以具体事实来加以辩驳，而且包括其理论之间异同的细致分辨。如屈大均与叶氏都言诗之“变”，但屈氏所言落实到杜甫所追求的“变风、变雅”，是专指；而叶燮强调的创新开拓诗风之“变”，“两者的着眼点是不同的”。（见第115页笺[二]）可详参其《前言》所论。作者自认正确的就加以坚持。但对于自己论述有误者，作者同样勇于改正。如《原诗》“窃陆游与范成大……婉便秀丽之句”，作者《王渔洋与康熙诗坛》误以此指钱谦益，而陈伟文据文献指证相示，“认为叶燮此处是针对论诗9牾的汪琬而发”。作者表示：“其说甚确。谨识于此，并致谢忱。”诚恳接受批评，表现了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这也说明《原诗笺注》并非尽善尽美，如“风人永言之旨”，注称“风人，诗人”，实际上应是古人视为经典风范的作《诗》三百篇之人。未知读者以为然否？但美玉微暇，无伤大雅，读者当能明辨。 总之，蒋寅《原诗笺注》标示了叶燮诗论研究的时代新高度。千帆先生虽未及见，但由入室亲炙的弟子完成这一力作，如若天上有知，定然引为骄傲，而稍减我的负愧之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