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笺”的部分，包括重要诗学概念之阐释，诗学背景资料之发掘，前后人相关论述之注录与比较。这一部分，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许多史实背景的介绍与铺叙，实际上不乏新的发掘，所得来之不易。许多或是异代纵向、或是同代横向的比较研究，大大有助于阐述叶燮《原诗》的理论实质。至于诗学概念之阐释，作者极其重视而尤见良苦用心。如《原诗·内篇上》“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句，何谓“返本”？其笺释引用《易·复卦》彖辞和王弼注，又征引钱谦益文章著作，再称引叶燮《己畦文集》卷五《则学草堂记》，多方比较之后，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返本”这一重要概念，叶燮是如何巧加变化来运用的，说得一目了然：“《原诗》中‘本末’的概念多近于源流，所以这里的反本，即上溯到诗歌的源头《诗》三百篇。”（见第2页笺[一]）又如戏曲讲“本色”，诗歌也讲“本色”，叶燮《原诗》有“唐人本色”之言，何谓也？作者笺曰：“本色为古代诗论的重要概念，通常意味着一种文体规范或风格的统一性。本色一词，原指本来的颜色，后用来指社会各阶层的服饰。”征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张炎《词源》为证来加考论，最后断曰：“今按：前人所言本色，多指与文体相应的艺术特征与风格倾向，而叶燮此处的用法略异，指整个唐诗的一般特征，这是需要注意的。”（见第34页笺[二○]）于细微处辨其异同，从而给人以启发。 四、其注、笺虽各具特色，但最见精神处，却在其“评”。评以概括、提示各节内容、揭示其意旨为主，同时亦就其理论、批评之得失略作评说。这是全书的画龙点睛之笔。比如对于叶燮《原诗》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旨趣及特色，蒋寅并不斤斤其细微末节之批评当否，而主要是就其整体的大处着眼。如对“近代论诗者”的批评一段，当然是针对明代前、后七子格调派所提出的一些模糊影响之说，加以批判。但作者并不停留在现象表层，而是透过现象见本质，深入一层地来对叶氏整个诗论体系的理论特色作总结性的具体揭示：“叶燮对诗歌的见解首先建立在一种历史认知上，由总结诗歌史的经验教训而获得对古今作者的正确认识，然后论断历代诗歌发展的成就得失。这种诗学观念与顾炎武诗学鉴往训今的方法论原则是一致的，体现了清初诗学的基本特征，即不是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作为理论来演绎，而是以学术史的方式来呈现，通过对诗学传统的重新解释使之成为有历史依据的、有成功经验支持的理论话语。”他因此进一步断言，“叶燮《原诗》因此而成为清初诗学代表性成果”，而远胜于一般诗论学者的专门学术论断，因为相比之下，叶氏“更富有历史眼光和思辩色彩”，同时又“显示出更深刻的审美判断力”。（见第15页评）这一结论，言简意赅而符合实际，因而愈发引人入胜，而具高屋建瓴之势。又如叶燮论“气”与“法”的关系，蒋寅评曰：“气是赋予理、事、情以生命活力的根本要素，……气行乎理、事、情之间，则法从而生，所以世间决无先于气而生的法。看得出，叶燮论诗，明显要将属于规则的一类概念和属于要素、单位的一类概念区分开来，前者近于‘虚位’，后者近于‘定名’。虚位必须灵活把握，定名则求其切实可用。正因为从概念层面叶燮就将许多理论问题的前提作了很好的清理，所以他的论述远比前人逻辑清晰，理论层次分明，显出较强的思辨色彩和理论思维能力。”（见第137页评）破的之论，见其高瞻远瞩的理论卓识和思辨色彩，令人叹服。又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叶燮《原诗》“宋诗在工拙之外”一段，发为“亦英雄欺人之语”的酷评。蒋寅反之，指出“任何一种新观念，都只体现在部分作者的创作中，而衡量一个时代的特色往往就以这部分作者的特色为代表”，“在这种地方，叶燮诗论常显示出一种超越时代的穿透力。”（见第348－349页评）这不是故作翻案的现代性拔高，而是指出叶燮诗论创新精神和理论个性的透彻之言。 五、作者在揭示叶燮诗史观时，是把《原诗》安置在中国传统诗论的发展长河中来加以动态考察的。如清初王夫之强调“即景会心”的“自然灵妙”，即禅家所谓“现量”。“现量”是王氏的诗学概念，“更侧重于当下直觉”。但相比之下，“叶燮对杜诗的评价，不仅重视个人的心理经验和独特感受，更强调构思取境的典型性和语言表现力，显示出他对诗歌本质的理解远比王夫之为宏通”（见第206页评）。因此，在传统诗论发展史上，叶氏《原诗》的地位影响和启益，高于王氏《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诸作。但是，在叶、王比较研究中，作者从理论体系的整体方面对叶氏的肯定，并非一味地扬叶抑王，当王夫之强调诗歌“声情”功能，而叶燮却认为声调自身不具有独立的意义时，两相比较，作者指出，“多数诗人会赞同王夫之的看法”，在这方面，叶氏“见识似乎不如王夫之”（见第258页评）。这是实事求是之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