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是以生命解脱为核心的学问。佛教的一切知识，即起源于这种围绕生命解脱为核心的自内证的实践活动；并随着这个实践过程的展开与深入及相应的生命境界的证得，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系统。具体而言，这个知识，即是指佛陀实践证悟的智慧所流出的言教以及之后的大菩萨们的学佛体验与心得。佛菩萨所揭示的教法，乃是佛教经律论三藏的主体，它用来指导学佛者的行为与实践，建立合理的生活，导归生命的清净，指向生命的解脱。这是佛教最根本的传统，也可以说是佛教的知识观。令人遗憾的是，汉地佛教在漫漫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不重经教轻忽知识的倾向。尤其是唐宋以后禅宗的发达，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为标榜，凡语言概念皆属须被消解的一类，“知识”几无与“解脱”相“对话”的资格，有关两者相即关系的理论问题无法得以展开、深入，从而使知识在佛教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被严重低估，意义受到遮蔽，更不用说发挥作用实现价值了。 汉地佛教，自宋以后，渐趋衰弱，原因很多，但上述这一现象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点。相比之下，藏传佛教格鲁派对语言知识的态度就明显表现得积极而又开放，能充分体现佛教的中道精神。毫无疑问，挖掘研究佛教中有关“知识与解脱”这个长期以来在汉传佛教中被不少学者所忽略的学问，对教学两界佛教研究的推动无不具有正面意义。由美国藏传佛教哲学研究学者安妮·克莱因教授所写的《知识与解脱》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研究。 如所周知，由宗喀巴大师开创的这个教派，严格按照佛教信解行证的传统，强调学佛次第的重要性，保存着更多的印度佛教的特质。当然，这样说并非意味格鲁派的出现乃直接针对禅宗末流所存在的偏颇、空疏应运而生。历史的演化自有其内在的逻辑，然历史的逻辑不能替代历史本身。但即便如此，由历史的发生，去追寻历史背后的意义，获得存在的智慧，才是后来者真正值得研究的事。格鲁派的出现，原是因着之前的藏传佛教中所存在的那种无视三藏经教，“三学”（戒、定、慧）偏失的现状而起的。不过，如果撇开具体的背景，这类偏废又有普遍性。此如克莱因教授撰写本书，其最初的问题意识可能来自于对西方宗教与哲学的反思。作者在“导论”中开篇伊始即指出：“西方的宗教及哲学论述普遍认为，密契体验与慎思明辨是相互排斥的。”而具有“高度学术意趣的”，代表“藏传佛教的主流”的格鲁派则主张：“修观前的准备及修观过程中的智性努力，皆有助于成就直接的、离概念的密契体验。”同样，这种差异并非仅仅是存在于东西两种文化之间。甚至在佛教内部，同样有“一方面充分肯定思维的有效，另一方面却否定之”，有一种认识上的“紧张”。也正是基于这种普遍性的问题，作者认为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有其重大意义”。并非夸张，对格鲁派佛学的阐扬，并进而抉发具有更广泛意义的佛教知识观，确有十分普遍性的意义。 本书的副标题叫“促成宗教转依体验的藏传佛教知识论”，它更具体地指示了讨论的范阈。“转依体验”，大致与佛教禅修这一概念相类，是佛教通向悟道的实践。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转依”这个概念，它表明在由迷转悟的实践中是要有所“依”的。依什么？究竟无为，不存在转依的问题。所以，当然是依“俗”而悟“真”。悟作为一种生命境界，虽还不等于究竟解脱，但在佛教的修学体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是佛教实践解脱道上的一个关捩点，所以佛教有悟前妄修，悟后真修一说。悟超越相对，超越概念（名言）的分别，以自证的方式直契存在本真，证得真谛。而凡夫众生之所以为“凡”，乃是在面对存在时，因其根深蒂固的妄想分别之心，仅落在名相概念的分别中计较是非曲直，而无法契入诸法的实相（即存在的本真）。于是，所有一切的生死烦恼也由此而来。这一点，佛教中无论何宗何派都无有分歧。问题是，如何消解这种无始以来的分别？离言绝虑的无分别境界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达到？换言之，这种“直接的、离概念的密契体验”是否意味“名言与真实之间有一无法超越的鸿沟”？或者说知识是否是觉悟解脱的障碍？这无疑值得深究，也是一个学佛者无法绕过的所要处理好的大问题。同时，因这类问题在佛教中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就像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所指出的那样，知识与解脱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其在佛教内部原就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并“支配着大部分佛教哲学的论述”，从而使得作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一方面有充分的理论可以资取，另一方面，这种学术价值上的丰沛性，又能较充分地展现出佛教在这类问题上可以讨论的理论空间与学理上的价值。最主要的是，格鲁派对知识与解脱关系的立场与观点，也确实能较为充分地体现佛教对此问题的“正见”的，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