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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整理排印的《恽敬集》，蒙友人郭时羽君举新书相赠，于是欣欣然又捧读了一遍，真有故人重逢，相与款款话言平生之感。这次读书，较上次更认真些，笔记与心得也记得更多。大概学力总算有些许长进，恽氏文章的体会也觉得更深切了些。所以这次笔记的最后，我写的是：“恽文有两种好：议论得韩非子之深透峭刻。碑传有《汉书》、《三国志》之简劲深微，而负气跌宕，又从史迁处来。”“其人峻介，理胜于情。故文以理胜，不以情胜。以识胜，不以韵胜。气以雄肆胜，不以平和胜。辞以严整胜，不以纵横胜。善状人，不善状物。善叙事，不善记游。善说理，不善辨经。”恽子居自负一世之文，无施不可，可能不大会首肯我的褒贬，不知道悠悠岁月中，我会不会变得更加认同大云山房主人呢？ 整理本的《恽敬集》除了对传世的《大云山房文稿初集》、《二集》《言事》、《补编》加以校点和辑佚外，更由林振岳君做了版本考述，并附录了“传略资料”、“著述考略”、“评论”、“提要序跋”等内容。对读者理解恽敬其人与其文，大有帮助。我把自己在天头记的随感与附录中的前人评论相比较，发现彼此所见颇为接近。 如吴德旋说：“恽子居得之以言儒言，而佐之以秦人之精刻，故雄悍举无与比。其高者乃几及于鼂家令之为焉。”我评《新喻东门漕仓记》：“小题大做，托意深远。”评《重修万公祠记》：“非止行文有法，要在关系治乱，胸有兵略，可实行之文，是具体而微之晁智囊、苏老泉。”意见正与吴氏相同。 包世臣说：“子居文精察廉悍如其为人，其纪畸人逸士，以微知著，常数语尽生平。”李慈铭也说：“碑志诸作，峭洁精严，自成一子，乃远非姬传所及。七大庾带文段碑文，尤极用意，固近世之奇作也。”“其《潮州韩文公庙碑》、《广州光孝寺碑》，皆称奇作。”而我评《张皋文墓志铭》、《舅氏清如先生墓志铭》、《袁州府训导李君墓志铭》云：“一笔而写三人，高明。”“平世之悲，可谓再三致意焉。”“恽氏墓文，不漫作，不虚美，而又有寄托，有发明，小而能大，近而能远，是以为长。”李慈铭又说恽敬“其文从子家入，由史家出，故简洁峭深，其学本于法家，故其言峻刻寡情。然嘉庆以来，无其敌也”，也和我的总体评判相同。有合于前人，固然让人略感高兴，但古今人对恽氏文字的感受比较一致，是不是更说明他的文风异常鲜明，的确已自成一家面目了呢？ 其实除了前述提及的文体，恽敬的书牍写得也是极好的。他给上官写信，不卑不亢，不谄不媚，笔笔挟带刚劲之气，很能见出个性。他给友朋写信，说寿序皆谄，不愿作，说文集已有一篇序，表示不愿再二再三作序，真不知收信人会如何皱眉头。还有很多时候，恽敬在信中谈文论艺，桐城故调与心得精彩之言并见杂出，常让人有惊喜。如他在《上曹俪笙侍郎书》中说：“文人之见日胜一日，其力则日逊焉，是亦可虞者也。”这就是很有意思的看法。读到此处，我也忍不住掩卷深思。诗也好、文也好，清人纵论古今，的确常有极高明的见识，但他们的创作的确逊于其见识，恽敬本人也不能免乎此。这是为什么呢？保留的作品太多，精粗参杂，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洗，这当然是重要的原因。除此以外呢？会不会也因为以古为法、树立正统的意识太强而束缚了创作呢？学诗学文，取法于古，自然是不错的途径。但是后世书籍日出，后人不能不读后世书，不能不过后世的日子，书读得越多，时代越后，距古人高古的风貌也就越远，这时仍然要以古为衡量的标准，判断谁正统，谁异端，自然会有“日逊一日”之感。所以，会不会是衡量标准，即思想与美学观念值得检讨？是不是清人太保守了？恽敬评价佛教文学的瑰丽奇珍《维摩诘所说经》“行文则弇陋平杂，不足观也”，就让人感叹他的眼光不够开阔。当然，太过保守不好，可是思想相对开放的晚明文人、清代李渔、袁枚、龚自珍，他们的创作虽然有异彩，却仍然未能臻于李杜那天堂般的境界啊，这又是为什么？ 对恽敬来说，他峭刻的个性与古文主说理叙事不主抒情的观念结合，促成了他的文章面貌。古文创作应该压抑情感，似乎是那个时代普遍的一种观念。又何止古文呢？诗歌创作，甚至日常为人行事，也是节制压抑的。文字狱吗？文字狱再烈，总不会因为长歌当哭、纵声大笑的文字就抓人吧？那整体性的节制是如何生成的呢？我一直困惑于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