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3月31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官邸私人宴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席间，默克尔赠送习主席一副18世纪德国著名地理学家霍曼及哈斯制作的中国地图。此地图源自法国地图学家德·安维尔（D·Anville）的《中国新地图》（1735），而《中国新地图》则源自康熙年间在中国绘制的《皇舆全览图》（1718）。接着，6月14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主席谈到了西学东渐。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是什么时候呢？学了多长时间呢？早期大概是1670年至1682年间，曾经连续两年零5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习近平主席的一席话，可谓滴水藏海。在辉煌与遗憾之间，它折射出的是对整个西学东渐的一系列追问。以来华耶稣会士为媒介的近代科学，在明末清初以降的儒学社会，究竟遭遇了什么？为什么近代中国会失掉与西欧几乎可以同步发展出近代科学的重要历史机遇？东传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传统中国生根发芽？回溯中国近现代科技史、思想史，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衍变的历史轨迹，进而归纳、吸取历史教训，推动儒学与科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及其经济、社会效用地更好发挥，自然而然地成为学界应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此类追问，其实早在清末民初时期即为国内外学者所关切。民初以降，“科玄论战”、“李约瑟难题”诸问题的提出与广泛探讨，近二十年来如《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方济出版社，1996）、《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北京：北京图书馆，2001）、《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02）、《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东传福音》（合肥：黄山书社，2005）、《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台北：利氏学社，2009）、《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台北：利氏学社，2013）、《明清之际西学文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天学初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等一系列国内外汉文西学文献数据的搜辑与整理出版，国内学界、国外汉学界业已蔚为大观的相关研究成果，都为这些大疑问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自二十纪八十年代末，在《山东大学学报》上发表《传统科学目的观：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文化因素》（1989.1）一文之后，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马来平教授即将学术研究逐渐转向以关注科学与儒学关系为重心的中国近现代，特别是西学东渐时期（1582-1928）的科学思想史研究上来。二十五年来，马来平先生以其字斟句酌、含毫几腐的文学素养，细致入微、有理有据的史学素养，深邃、溥博的哲学素养，对这一研究领域进行了全幅的观照。《探寻儒学与科学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中国近现代科技思想史研究》一书，即是先生笔耕不辍、集腋成裘的智慧结晶。其独特价值在于： 第一，书中诸文，以历史的长焦镜头，一幕幕地还原、回放了“科学”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思想世界的历程，为读者更好地理解儒学与科学的本质，更妥贴地处置当代儒学与科学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儒学与古代科学关系的研究、建国以来的科学思想史研究，亦服务于此主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