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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泥于形式，勿小视学生 说到批注之事，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80岁高龄之时，亦清楚记得67年前，时年25岁的吕思勉先生在常州府中学堂授历史、地理两门课时的情形：“其上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中国大地图。先将其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流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临其境，永不忘怀。” 一次考试，先生出4题，而钱穆尤爱第三题“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乃首答此题，下笔竟不能休，终成仅答了此题。同窗顽劣，偷窥先生阅卷，至钱穆卷，吕师卷后加批，一纸接一纸，竟没了休止，“手握一铅笔，写久需再削。诚之师为省事，用小刀将铅笔劈开成两半，俾中间铅条可随手抽出，不断快写。铅条又易淡，写不出颜色来，诚之（按：吕思勉先生字）师乃在桌上一茶杯中蘸水书之。所书纸遇湿而破，诚之师无法黏贴，乃以手拍纸，使伏贴如全纸，仍书不辍”。虽然只答了一题，钱穆还是取得了75分的佳绩，难免得意。此虽百年前的一件趣事，却足见吕思勉先生治学、为师的严谨。教学不拘泥于形式，亦不小视学生的真知灼见，即便对方只是个孩童。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后，光华大学停办，吕先生回常州，在离城不远湖塘桥镇上的私立青云中学（抗战时苏州中学在常州的分校）——一所刚开办的“地下”学校教书。黄永年先生那时还是一个读高二的毛头小子，慕先生之大名，特转学到了这所中学，成了吕先生的学生。据黄先生回忆，虽当时吕先生已是58岁的长者，在课堂里却从不设座，总是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说。先生讲说言词清晰，语气和平，而内容处处引人入胜，“记起来也很省力”；板书文字不长，要言不烦，“抄起来也不吃力”。于是，单凭少年黄永年的精心笔记，日后竟整理出版了《吕思勉文史四讲》一书（现收录《全集》第20册），终得以与今人分享。 李永圻先生是黄永年先生的同窗，吕思勉先生来青云中学教书时，李永圻还是名正读高一的理科学生，一心要考交通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的）的土木专业，希望成为一名工程师。然而，正是“下笔成文，出口成章”的吕老师改变了少年打量这个世界的角度，李永圻决定弃理从文，望日后有机会为民族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绵薄之力。1949年，李永圻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不想却朝着恩师的方向迈近了一步——成为一名历史教师。吕先生辞世后， 李永圻先生从未远离吕著的整理工作，直到今天《全集》与广大读者见面。这些日子，年近90岁的李先生在读吕先生的《高等小学 新修身教授书》，受眼疾的折磨，要把书端得很近才可见字，很是吃力。老人感慨良多：“教育不应只是传递知识，传播文化还是要义。”自谦自己做了一辈子教师，今天再翻先生百年前写给孩童的教材，“我的面孔发烫啊”。谈及60年来对吕著整理工作所做的贡献，老人连连挥手：“我年纪大了，做不了什么，都是张耕华教授的辛苦。”面对眼前这淳厚长者，笔者自言，“劳苦功高”之名，其可担。 岂得因其偶一食谷，遽斥为无益之鸟哉？ 去年2月，石油工业出版社重印了吕思勉先生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改书名为《中国人，读中国史——这个历史最靠谱儿》。作此书名，想必自然有其营销上的考虑，但说吕书靠谱，确也是件靠谱的事情。 吕先生治史著书，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无不尽求全面而深入。《白话本国史》1923年出版，文中竟论及1922年修改税法之事；1948年10月，《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册）修正版问世，便添加了抗战时期的历史内容，并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事实，提及军民死亡人数30余万（《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下册第244、245页）。单凭一个学者对于史料的解读和考辨，便在短时间内得出了“30余万”的数字，与今日学界的研究基本一致，这位史家大家的“才”与“识”或许可见。 横向而言，《吕著中国通史》讲到隋朝，必言及“朝鲜半岛三国与中国关系”；至唐代，绝不落“藏族兴起”、“印度阿利安人入藏”、“从魏晋到唐中国与南洋的关系”；至蒙古，亦不缺“大食强盛后的西域形势”；行文清代，“近代的西南诸族”、“近代后印度半岛的形势”（包括缅甸、暹罗、越南的历史），皆有迹可循。凡中国史上当记述之大事件，大都原原本本列陈。 治学问者往往并不热衷于编写教材，原因很多。教科书并非学术专著，这或许就是其中一项。学界看淡了教科书、通俗读物的学术含量，情境今日亦然，而史学界尤甚，却实为偏见，自当避之、改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