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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问者往往并不热衷于编写教材，原因很多。教科书并非学术专著，这或许就是其中一项。而《吕思勉全集》26册之中，近半数为教科书。吕先生是把教学与研究近乎完美结合的典范。 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曾于《治史答问》中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今天，吕思勉先生——这位一个甲子以前便踉跄走入致其一生时间如痴如醉的历史之中的长者，常常被后辈忆为“史学大家”。 无论是“史学大家”，还是“国学大师”，“大家”与“大师”的桂冠，加之时空距离，难免让人心生敬仰的同时，平添了几许生分。其实，更多时候，吕思勉先生只是那位在三尺讲台之上娓娓道来、时有鸿议创论的师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时年22岁的吕思勉经人介绍，初执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之教鞭，直至1956年被评为我国第一批一级教授，吕先生终其一生诲人不倦。1957年秋，吕思勉先生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学问和讲台。 大师已远去，徒留坚毅却孤寂的背影。 大师未走远，留世1300余万字的著述。 2015年秋，《吕思勉全集》（下称《全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全集》的出版，标志着近60多年吕思勉著述的出版整理工作暂可告一段落。若从吕先生最早发表的小说《未来教育史》算起，吕著的出版已历百余载。《全集》26册之中，除了史学著述，近半数为教科书，或先生当年授课的讲义。  吕思勉合家照（摄于1929年，右一为吕思勉） 图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 “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 虽有“通贯的断代史家”之誉，却不碍先生著作影响深远的中国通史。 《白话本国史》原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1923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后一再重印，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言：“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虽为一部学术专著，《白话本国史》却为吕先生写给青年学生，用以自习、自修之作。著名学者唐长孺先生曾说：“我初知读书，实受《白话本国史》的启发，特别是辽金元史部分，以后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也受《两晋南北朝史》的启发。拙撰《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一文，深得先师奖誉，并节录入《隋唐五代史》，其实此文一个基本观点，即唐代募兵制的代替府兵制，由于当时形势所迫，也是聆教于先师的。”（《唐长孺致吕翼仁信》，见《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1066页）。《白话本国史》被习史者赞为“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足见其启蒙与开示之功劳。 而另一本通史著述——《吕著中国通史》，则是 “孤岛时期”，吕先生执教光华大学之时，特为满足大学文科教学需要而作。受当时艰苦的出版条件所限，上册于1940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却足足拖了4个 年头，才与广大学生见面。出于教学的考虑，该书并未采用常规的通史体例。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则分章按时间顺序有条有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在吕思勉先生看来，当时流行的通史著作，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往往缺乏条理与系统，上下不够连贯，易使得初学者摸不清头绪，或难以构建系统的历史认知。尤其对于大学文科学生而言，自成体系的历史知识架构才是求得进一步钻研之基础，因此才有其采用这种特殊体例来编写通史的必要。在今天看来，体例如此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而言，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它对帮助读者初步较为系统地掌握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大有裨益。顾颉刚先生评《吕著中国通史》说：“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作“史”当以“实”为先，吕思勉先生对传统史籍有着系统而严格的研究考辨。据其学生唐史专家黄永年先生估算，先生研读二十四史，或逾四遍，尤其前四史，读得更为仔细些。此处所谓之“读”，并非我们平日的通读与浏览。先生读书，往往圈圈点点，摘抄的史料一笔不苟地写在自印方格稿纸上，既清晰又好看；先生治史，尽心而平心，他曾说：“予谓遇事弗克尽心，皆其心不能平，故平字已摄尽字之义矣。”  吕思勉先生手迹 图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