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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集编纂中，对全集作者“不利”的材料是否应该收入，一直是存在争议的命题。袁一丹认为，这些特殊材料，龙榆生本人肯定不希望入集，但是作为历史文献，其中很可能会包括一些其他材料中无法反映的事实。从长远、客观的角度来看，应该正视这些材料对于认识龙榆生其人其世的史料价值。很可惜，这并没有在《龙榆生全集》中得到完全的呈现。 除了这些被主动剔除的特殊材料外，龙榆生的书信因为没有来得及整理完全，也遗失在《龙榆生全集》之外，被袁一丹视为一项“很大的缺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书信的整理在全集付梓前没有来得及完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龙榆生所写出的信件，多半在通信对方后代手中，与他们交涉，要比直接和龙家子女沟通困难太多。 至于龙家后人，他们不仅不会“私藏”材料，反而主动提供各方面的文字材料，包括龙榆生在音乐系任职时，对民间小调、民歌音韵研究的讲义、为中学生和大学文科生编选的文学读物以及一些具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科普文章等等。这些材料，一部分因为与龙榆生词学关系太远，一部分因为整理，均未收入全集。 当然，有关《龙榆生全集》最大的无法弥补的遗憾，还是主编张晖的缺席。袁一丹感叹说，像龙榆生这样著述规模不大不小的文人——既适合出全集，又不像鲁迅那样繁重——最理想的状态还是由一位学者独立完成。 可惜张晖最终只留下了一个全集的框架和选班目录，八位编委虽然各怀神通，但彼此之间甚至在参与编辑后仍不完全熟悉，更谈不上默契配合，只能按照张晖的布局构架，如同填空一样地补满每一册内容，错失了一次在编纂过程中有机发酵、整体成长的机会。 张晖投入龙榆生研究十余年，以一种理想主义状态对这样一位偏“冷门”的文人进行刨根问底式的搜集和探究，这本身就相当难得。全集出版既是对张晖的纪念，也象征了他个人龙榆生研究的集结，在短期内很难再出现具有同等学力和研究兴趣的学者，在《龙榆生全集》的基础上完成进一步真正有效的提升。于是，张晖版的《龙榆生全集》，在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被超越。 无论任何一种全集，总无法求全。但也许“全”并不是全集出版最大的意义所在。在张晖的身后，如此多新生的学术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参与全集的诞生过程，虽然不能代替张晖的全盘掌控，但也为《龙榆生全集》的平衡性和创新性，提供了意想不到的血液，也让更多人得以认识和了解龙榆生的词学和人生，在还原和开掘龙榆生的文化遗产之路上，更进了一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