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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宋代西湖上是没有“三塔”的，而是明代的一大地标性建筑，并以南宋大画家李嵩的《西湖图》为证，图上根本找不到一丁点小塔的影子。 姜著认为，从苏轼修建苏堤时，“西湖三塔”就存在了。元祐五年（1090）苏轼开建苏堤时的奏文中说：“已指挥本州候开湖了日，于今来新开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为界，亦须至立条约束。应石塔以内水面，不得请射及侵占种植。”“已指挥”之句说明立塔之事已付诸实施，可见北宋苏堤建成时，湖上即有“小石塔三五所”。理宗淳祐七年（1247），杭州大旱，湖水尽涸，当时临安郡守“奉朝命开浚，自六井至钱塘上船亭、西林桥、北山第一桥、苏堤、三塔、南新路、长桥、柳洲寺前等处，凡种菱荷茭荡，一切剃去，方得湖水如旧”（《梦粱录》卷一二）。官志《淳祐临安志》上的记载差不多，开浚西湖“先从六井荡地用工，次将钱塘门、上船亭、西林桥、北山第一桥、高桥、苏堤、三塔、南新路柳洲寺前”。这次浚湖范围，“三塔”再次忝列其中。倘若当时西湖没有那三个小塔，官志怎会言之凿凿地提到“三塔”？ 又如，杭州人白珽创作于南宋咸淳六年的《西湖赋》有云：“既大备于苏公，树三塔于中流，横六桥于长堤。”陈允平（约1247 前后在世）《渡江云·三潭印月》亦云：“水连天四远，翠台如鼎，簇簇小浮屠。”这小浮屠就是小塔。尹廷高（约1290 前后在世）《三潭印月》又云：“坡仙立塔据平湖，天影清涵水墨图。”可见官志之外的南宋民间诗文对西湖“三塔”多有吟咏，与《梦粱录》卷一五“西湖三潭，立三塔镇之”的明确记载完全相符，南宋西湖湖上有塔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文字记载，姜著又以传世的宋明画作，来佐证三塔的存在。南宋宝祐年间杭州人叶肖岩所绘《西湖十景图册·三潭印月》（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恰恰就以湖面上这三座小塔为主角。成化年间（1465－1487）陈让、夏时正纂修的《杭州府志》中的《西湖图》，也有“三塔”的图像，这也印证了“三塔”在明代前期是存在于西湖之中的。 明代嘉靖二十六年（1547）初版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宋朝西湖图》仿自宋本《咸淳临安志》中的《西湖图》，也可印证南宋时西湖确实有“三塔”存在。在田汝成的图中，西湖的基本格局和地理标示，与宋本原图并无多大差异，其中苏堤东侧也画上了“三塔”，其位置和宋版《咸淳志·西湖图》基本相仿。 但在同样一本《西湖游览志》中，《今朝西湖图》上苏堤以东湖面上却是空荡荡的，根本看不到“三塔”的影子。这是何故？原来西湖“三塔”在明代弘治年间（1500 年前后）不幸被毁，直到明末天启元年（1621）“三塔”才得以重建。田汝成在嘉靖时期写成的《西湖游览志》，当然不可能有重建“三塔”的文字记载，《今朝西湖图》上更不会有西湖三塔的影子了。 这样，西湖三塔的历史就比较清楚了，那种认为西湖三塔为明代建筑、且直指国图所藏《咸淳志·西湖图》是清人伪作的观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从“西湖三塔”一例，便可领略作者驾驭史料、层层剥茧的本领，他以动态的历史眼光，深入探寻同一地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状况，避免以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待和解释历史，完全跳出了许多研究者常见的经验主义加机械主义的窠臼，使他的著作在历史研究的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上都达到了令人信服的学术制高点。 姜青青先生所著的《〈咸淳临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既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要课题，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南宋与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的又一力作，相信这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一定会受到学人的广泛关注，得到喜爱杭州历史文化的读者的青睐。 (责任编辑：admin) |